法律与国家节制现代文化的过度扩张是对文化实质平等含义的补充。法律节制现代文化外延的过度扩张，有利于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协调发展。

根据文化竞争和自然选择的规律，强势文化的内涵扩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强势文化的过度外延扩张将会挤占弱势文化的生存空间，甚至会造成弱势文化的消亡，从而损害文化多样性，因而必须予以节制。如果法律与国家不节制现代文化外延的过度扩张，就会造成现代文化的畸形膨胀和传统文化的快速消亡。城市文化的过度扩张将会造成乡土文化的消亡；工业文化的过度扩张将会造成农业文化的消亡；市场文化的过度扩张（表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的泛滥、货币的泛滥）将会造成非市场文化的消亡（自然经济的存在）；大企业的过度扩张将会造成小企业的破产或被兼并；功利文化（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奢侈文化）的过度扩张将会造成非功利文化（如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崇尚节俭的消费方式等）的萎缩甚至是消亡。

（一）节制现代文化的必要性

现代文化（货币化、资本化、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现代文化的产生与适度发展有利于提升文化多样性，给人类带来了幸福的增量。国家可以根据公共利益和一定时代的需要制定适度的鼓励现代化的政策。另一方面，现代文化的无节制扩张正在不断侵蚀传统文化，损害着文化多样性，进而使弱势群体的文化选择权受到限制，使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因此，多样一体法学主张现代文化的有节制发展。有节制的现代文化可将对传统文化的损害降低到可容忍的限度；而不受节制的现代文化则会导致传统文化的快速消亡。

为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现代化应当有节制地发展。现代文化的节制有利于为传统文化（包括城市传统街区、乡土文化）保留存在空间，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现代化的节制的前提是国家在现代化发展目标上的节制。现代化的节制有利于促进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和谐共存，有利于保持文化多样性。

温和的后现代主义承认现代文化的两面性，在批判现代文化弊端的同时，也承认现代文化的合理性。温和的后现代主义也可以归入多元文化主义的范畴。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工业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摧残持批判态度。传统文化具有环境友好、增进熟人社会内部和谐的积极作用。而现代文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际关系紧张。现代工业文化强迫人们过现代生活，剥夺人们选择传统谋生方式的权利，抑制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参与权，使弱势群体成了现代化的牺牲品。有学者指出：“后现代法学否定现代法学对历史和法律发展规律的乐观描述，关注西方社会现代化以后的弊端。它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社会不是解放人的社会，而是压抑人的社会。这种压抑既是制度的，也是社会的。”^[13]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的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构成了对人的压迫。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化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对传统文化和弱势群体持同情态度。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指出了启蒙理性的局限、真理的复杂多元性，它促使我们对于不同传统、信念、文化观和生活方式，持更加宽容、更加开放的态度。”^[14]文化多样性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

现代文化作为强势文化，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应当负有更多的自我节制的义务、保护他者文化的义务、协调多种文化关系的义务。

通过法律（广义的法律包括政策）节制现代文化的无序扩张是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应当实现现代文化发展模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应当防止因现代文化的恣意扩张而造成传统文化灭绝。

法律与国家对强势文化的态度依据强势文化发展的不同程度而有所不同。首先，在强势文化没有危及他者文化（包括异质文化、弱势文化）生存，未对文化多样性造成明显损害的情况下，法律与国家对强势文化的态度应当以容忍为主，以克制为辅。法律与国家任意克制强势文化的发展将会损害文化竞争的规则与秩序，不利于文化的优胜劣汰，不符合有限政府的法治原则。其次，在强势文化已经危及他者文化生存、对文化多样性造成明显损害的情况下，法律与国家对强势文化的态度则应以克制为主，以容忍为辅。政府有责任对强势文化加以管理，使其有节制地发展，防止其对文化多样性造成损害。法律与国家如果不对强势文化作出必要的克制，将会导致强势文化的任意扩张、他者文化走向消亡。其消极后果在于：不仅会损害文化多样性，侵害选择权，而且会破坏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机制，造成强势文化的异化无法得到矫正。

现代文化作为强势一方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根据利益与负担一致、权利与义务一致原则，理应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现代文化应当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和传统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实行自我克制，为传统文化保留生存空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应当永远是彼此相互依存的伙伴，现代文化越发展，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就越应当加强。中国作为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更应当重视发挥传统文明在保障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节制现代文化的途径

1.现代文化在发展规模上的节制

在文化单一性时代，人们对文化规模的评价标准是“越大越好”。现代文化（如现代人居环境）的规划建设过于追求“高大上”，将会造成本国传统文化大面积毁灭。(www.daowen.com)

在文化多样性时代，人们对文化规模的评价标准是“越小越美”。^[15]文化小型化包括文化群体成员数量较少、文化载体（如街区、建筑）的空间尺度较小。文化小型化的政策导向有利于遏制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侵蚀，为传统文化保留存在的空间，有利于多样文化的沟通、交流与协作。现代文化的发展规模应当由大型化向小型化转变。

全社会现代文化发展规模的节制有利于将废弃物的总量控制在传统文化可转化的能力限度内，控制在自然环境可承受的限度内；局部社会现代文化发展规模的节制有利于实现现代文化布局的适度分散，避免废弃物集中排放，避免在局部地区出现废弃物超过传统文化转化能力和自然环境承受能力的情况。

2.现代文化在发展速度上的节制

现代文化发展速度的克制可以为总结文化发展经验留有时间，为人们的文化选择与文化适应留有时间，为多样文化主体的协商、多样文化的融合保留足够的时间。因此，现代文化发展速度应当是切合实际的，不宜急躁冒进。

3.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承担补偿义务

在社会共同体中，由于分工的不同，一些人享有更多的生态权利，另一些人则承担着更多的生态义务。生态权利的享受者（利用生态获得直接利益的主体）应当对生态义务的承担者作出补偿。只有建立这种生态利益补偿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环境法上的社会公正、区域公正以及国际公正。^[16]建立生态利益补偿机制，保障承担更多生态义务的传统文化主体的生态补偿权，有利于帮助传统文化主体抑制扰动生态的动机，增强保护生态的积极性。

首先，通过税收的方式实现富人补偿穷人。虽然我们倡导主体平等，但因为社会分工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一般说来，富人多从现代文化中汲取生存资源，对资源和环境的损耗相对较多，而穷人多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生存资源，对资源和环境的损耗相对较少，因此国家应该通过“抽肥补瘦”，即通过让富人多纳税、多投资环境建设的方式治理环境。

其次，通过财政转移的方式实现城市补偿乡村。城市消耗乡村提供的资源，向乡村排放废弃物。城市的发展或多或少会对周围乡村生态造成损害。如果过度追求城市环境的优美，就会加剧对周围乡村生态的破坏。例如，依赖强酸冲洗的卫生间比传统卫生间对下游水体的污染严重。如果将城市中的卫生间都改造成依赖强酸冲洗的卫生间，下游水体的酸污染便不可能得到有效治理。过去的生态评价标准具有重城市、轻乡村，重社区、轻周边环境的倾向，应当予以改变。在城市建设、社区规划、市政管理过程中应当将城市发展对乡村生态造成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再次，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实现经济发达地区补偿不发达地区。在我国，东部地区应当补偿中西部地区，流域下游应当补偿流域上游，非沙化地区应当补偿沙化地区，资源输入区应当补偿资源输出区。补偿款项应当用于生态脆弱地区的民生事业和生态保护事业。

最后，通过协商机制实现发达国家补偿发展中国家。生态是全人类共同的资源。发达国家是生态利益的主要享受者，发展中国家作为资源供应地、高污染产品加工地、产品倾销地，是生态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发达国家有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义务和道义义务。发达国家有义务减少军费开支、减少奢侈性消费，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事业和生态保护事业。这种做法有利于实现世界和平。而靠武力威胁实现的“和平”是靠不住的。1997年通过的联合国《京都议定书》的制定目的在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总量，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保护地球生态，维护人类的长远利益。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已经批准了该文件。美国是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但小布什政府因担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妨碍经济发展而拒绝批准该文件。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重经济增长、轻生态保护，重本国生态保护、轻世界生态保护的做法是产生国际经济冲突、政治冲突、文化冲突的根源之一。

要实现现代文化的节制，就必须借助于传统文化，借助于与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内的文化生态平衡机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平衡具体包括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平衡、城市传统街区与现代街区的平衡、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的平衡、非市场因素与市场因素的平衡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平衡的背后则是传统文化主体与现代文化主体的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并存和人们的自由选择，可以抑制现代文化的异化，将现代化的弊端降低到最低限度。通过传统文化抑制现代文化的弊端比通过法律手段抑制现代文化的弊端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