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认为，维护人体内部阴阳平衡是健康的条件，阴阳失衡将会导致疾病的发生，要治病就必须恢复阴阳平衡。生态学认为，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健康运行的条件，生态失衡（表现为文化要素的明显缺失或明显过剩超过了系统生态自身的调节能力）将会导致生态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恢复生态平衡。文化生态平衡的思想与中医的阴阳平衡和生态学的生态平衡的思想是一致的。

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生态平衡是社会和谐的条件。在保持文化生态平衡、尊重大众选择权利的情况下，文化的积极作用可以得到较好的发挥，文化的消极作用可以得到较好的抑制。在文化多样性社会，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为治理者运用保持文化生态平衡的方式治理国家提供了条件。文化多样一体法哲学强调通过文化生态的培育达到善治的目的。

文化生态学认为，在一定时代，一种文化在文化生态中处于一定的地位，占有一定的份额。文化的常态是指一种文化在文化生态中处于正常状态，即占有时代所要求的地位和份额的状态。文化的非常态即文化的非正常状态，包括失落状态、极端状态两个方面。

文化回归就是指文化从非常态向常态回归的过程。文化的非常态可以借助于文化生态的平衡机制而恢复常态。当一种文化处于非正常状态时，文化生态中就会自发地出现促使该文化回归常态的因素。当一种文化处于失落状态时，文化生态中就会自发地出现促进该文化的因素；反之，当一种文化处于极端状态时，文化生态中就会出现抑制该文化的因素。这与健康的自然生态的自我修复机制类似。

人们通常将“文化回归”理解为文化从失落状态（属于非常态）向常态回归的过程。例如，传统文化从失落状态到回归常态的过程属于文化回归。笔者认为，文化回归还包括文化从极端状态向常态回归的过程。文化发展的渐进性理论认为，现代文化发展应当是渐进的，应当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协调留有足够的时间；文化的多线性理论认为，传统文化永远有存在的必要。现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应当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协商过程。过于激进的现代化将会造成现代文化的粗放增长和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例如，城市化与保护乡土文化是两个不可偏废的目标，城市化与逆城市化是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过度的城市化将回归常态，失落的乡土文化也将回归常态。再如，工业化与保护传统产业两个目标应当兼顾，不可偏废。过度的工业化造成的过剩产能，如果不能消化，就将会被淘汰出局；有益的传统产业也有必要重新回归。(www.daowen.com)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点，文化生态系统是由许多文化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各个文化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就像生命体内部各部分之间存在的有机联系一样。一方面，各要素的发展具有非均衡性。应当允许某些要素的发展保持一定的超前性，成为领先要素。另一方面，各要素的发展也具有协同性。领先要素的发展要保持节制，否则将会造成其他要素和文化生态的失衡；领先要素的发展要保持渐进性，为其他要素保留相互协调的时间，为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保留适应时间。文化生态中的某一要素的过度扩张或过快扩张都会造成文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紊乱，从而恶化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一方面，单一文化的过度扩张（文化异化的一种形式）将会威胁他者文化（特别是异质文化）的生存，造成文化多样性的损失，损害人们选择文化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单一文化的过度扩张将会破坏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机制，将会导致某一文化的有害因素难以得到有效抑制。单一文化的过度扩张将会降低文化生态的自我生长能力、自我修复能力、自我运行能力、自我进化能力。文化生态失衡最终也将会破坏强势文化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环境。在现实生活中，文化的过度扩张的实例包括国家权力的过度膨胀、资本的泛滥、货币的超发、过度的现代化等。

货币超发将会造成对文化生态系统的破坏。货币是一种文化要素，保持合理的货币发行量将会为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提供便利，但过量发行将会造成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紊乱。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时期、中国的民国时期都有完备的法典，但都出现了严重的治理危机。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诊断二者治理中出现的病症，可以发现，二者都存在货币超发造成物价飞涨、民生艰难的问题。货币超发是造成文化生态失调的重要原因。货币超发使得传统文化群体辛勤积累的财富被稀释，造成了传统文化的衰落。货币超发不仅会造成劳动力价值的降低，特别会造成传统文化中劳动力价值的更大程度的贬低。只有节制货币发行，保持币值稳定，才能保住传统文化群体的财富。

历史上出现的稳健型货币政策（以弗里德曼为代表）与扩张型货币政策（以凯恩斯为代表）具有平衡关系。这种平衡关系具有抑制扩张型货币政策的消极作用的功能。从保护文化多样性角度看，扩张型货币政策对传统文化的侵蚀作用较为强烈。扩张型货币政策应当在严格的程序下最低限度地使用。笔者认为，扩张型货币政策只有在满足生存需要的情况下，才可以有限度地使用，不可当成拉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