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来看，有利于保持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政府干预是有益的，而背离文化多样性的政府干预则是无益的。例如，在新生文化（如公司、合作企业）处于萌芽的时代，政府出于促进文化多样性的目的而支持新生文化是有益的。也如，在有益的弱势文化濒临灭绝的情况下，政府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的而保护弱势文化是有益的。再如，政府对强势文化过度扩张的约束是有益的，而政府助推强势文化的过度扩张则是有害的。

国家文化目标的克制有利于防止国家支持的文化类型侵蚀弱势文化的存在空间，从而保持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保持文化多样性，为人们的文化选择权的实现提供可能性。由于政府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拥有强制权力，是社会生活中最强有力的主体。如果政府克制自己的文化目标，国家将是保护文化多样性与公民选择自由的主要力量；反之，如果政府不能克制自己的文化目标，政府就将是文化多样性的最大的破坏者，是侵害公民自由的主要力量。(www.daowen.com)

保障公民的选择自由有利于为无数个人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国家目标与公民的个人目标虽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国家目标的克制有利于为文化团体和公民个人的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要使众多的个人目标得到实现，就必须克制国家目标，防止国家目标侵蚀个人目标。由于国家掌握较多的公共资源和强制力，国家目标的恣意扩张将会导致无数公民的个人目标受到抑制，甚至无法实现。如果无数公民的个人目标不能实现，国家目标就成为虚幻了。在制定国家目标过程中应当吸收众多的个人目标，使国家目标与个人目标具有最大程度的一致性，使国家目标的实施能够为个人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国家目标的克制有利于为非主流文化目标的实现留有空间，为民众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空间创造条件。在国家文化目标的自我克制、多种文化目标相互协调的条件下，文化作为利益扩张的手段的意义弱化了，文化作为安置生命和心灵的资源的意义强化了。文化多样性社会尊重每一个公民追求个人目标的权利。我国研究保守主义的学者指出：“把追求理想的权利还给每一位普通的公民，使公共的权力彻底退出由个人自治的私人事务的领域，把理想的特权还原成理想的平等权利。”^[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