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法律创新是文化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创新能力是文化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制度创新能力。

（一）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培育文化创新（包括法律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

（1）文化多样性下的文化传承是文化创新的条件。文化创新必须建立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之上，保护传统文化可以为文化创新创造条件。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再创造的过程，保护传统文化有利于保持文化创新能力。

（2）文化多样性有利于促进新的文化基因的产生。相对而言，欧洲有文化多样性的传统，其成因包括自然地理、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地理环境是形成文化多样性的最初始的原因。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南欧破碎的地理环境形成的多个既相对独立又能相互交流的文化体系，为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实验场所。南欧的多种政体类型为政治学和法学研究提供了多种类型的素材。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通过对多种政体类型的比较研究而提出了政体分类的思想。他对六种不同政体的褒贬包含着法律体现公共利益、反对多数人暴政、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等思想。^[20]他的政体分类思想在其政治法律思想体系中居于理论基础的地位。

（3）文化多样性促进了多种文化基因的融合。文化多样性的融合可以为不同制度基因的结合提供机会，从而使制度创新成为可能。与生物学中的远缘优势的道理相同，同质文化基因的组合很难导致文化创新，而异质文化基因的组合容易导致文化创新。文化多样性政策重视对优秀外来文化的移植，重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

多种文化基因的融合的社会机制表现在如下两方面：其一，文化多样性主体的协商、妥协、交流。文化多样性政策允许文化多样性的相互争鸣，有利于在制度创新中集中众人的智慧。其二，适度的文化竞争。文化竞争与优胜劣衰的结果迫使文化主体吸收文化多样性的成果，不断作出创新。适度的文化竞争具有促进文化表达、文化交流、文化进化的积极作用。文化多样性有利于促进多种文化的交流与竞争。

而在文化单一性社会，人们缺乏协商、妥协、交流的习惯，多种有益的文化基因难以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制度。例如，中国法律传统中包含着法治的基因片段。儒家主张仁政、德政，反对苛政的思想包含着良法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包含着平等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包含着消极自由、自治、国家的不干预义务等思想；法家的“法治”包含着法律权威、执法一贯的思想。各家如果能够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就有可能生长出现代法治思想。(www.daowen.com)

在文化多样性社会，异质文化基因的组合为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了内在条件。文化的差异性越强，文化创新能力越强。反之，文化单一性越强，文化创新能力越弱。如果不容忍差异，强求一律，将会弱化文化创新的动力机制。文化多样性各有其合理性，只要将各自的合理因素汇集起来，同时避免各自的局限性，就可以形成较好的文化创新法律机制。文化竞争和自由选择有利于保留增进幸福的文化基因组合，淘汰不利于增进幸福的文化基因组合。文化竞争和自由选择是文化进化的制度动因。《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1条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生态的保护既是保障民生的条件，也是善治的条件，还是文化创新（包含制度创新）的条件。

不同文化的竞争、妥协、公民的选择有利于促进文化生态朝着有利于增进幸福的方向进化。

（二）文化多样性政策为文化创新（包括法律制度创新）提供了宽松的制度环境

人类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人类无法绝对地划定真理与谬误、无害与有害的界限。在文化多样性下，判别标准相对多样，判别主体相对多样，有利于营造宽容的文化氛围。宽容不具有明显危害的“谬误”，有利于营造探索真理的宽松环境。

例如，保护传统文化是维持民间法存在的背景条件。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是民间法的载体，传统文化的消亡将会导致民间法的消亡，导致民间社会蕴藏的制度创新能力的萎缩。

文化多样性不仅自身是一个法价值，而且还是实现其他法价值的条件。法价值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将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法价值，并且发挥其在价值体系中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增强法价值体系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