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与精神

文化人类学，是对各种类型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而形成的学科。文化人类学关注对他者文化的借鉴，关注对处于弱势的传统文化的保护。文化人类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由大量分支学科构成的学科群，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分支学科包括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

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产生的思想体系，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概括和提升。“multiculturalism”可译作“多元文化主义”。有学者考证，“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词是由美国犹太学者霍拉斯·卡伦于1915年在《民主与熔炉》一书中最早提出的。^[8]在20世纪60年代的加拿大，在弱势文化群体反对英裔文化和法裔文化掌握文化霸权（称为“二元文化”）、排斥他者文化的过程中，“multicuturalism”（多元文化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使用。^[9]美国使用“multicuturalism”一词的时间晚于加拿大。美国学者格莱泽做过统计，美国主要报刊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使用multi⁃cuturalism一词，该词在1989年仅出现33次，但很快出现了快速增长趋势。^[10]

“cultural pluralism”可译作“文化多元主义”。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哈维兰也使用“cultural pluralism”一词表达文化多元主义思想体系。他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指在同一个社会或多民族国家内具有不同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人们的社会和政治互动。”^[11]“multicuturalism”与“cultural pluralism”的含义是一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multicuturalism”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多，但“cultural pluralism”仍然有一定的使用频率。

多元文化主义最早兴起于文化人类学领域，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元文化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促进了西方移民国家的文化政策从同化主义政策向多元主义政策的转变，而“文化多样性”正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

我国历史悠久、多民族多样文化的国情决定了，不仅要保护文化多样性，而且要坚持文化一体性，做到文化多样性和一体性的统一。文化多样一体法哲学就是这一思想在法学领域的体现。

（二）文化多样一体法哲学的主要论题

1.对濒临灭绝的弱势文化的保护

一方面，在文化生态系统中，多样文化之间既存在着交流、互动、互补，也存在着文化竞争、优胜劣汰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对于文化生态的运行与进化都是有利的。这是法律与国家应当尊重文化生态规律、克制干预冲动的理由。

另一方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些文化蕴含着人类的智慧，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有益的，却由于人存在依附强势文化、追求私利的本性而在文化竞争中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出于保护人类的文化资源、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生态的理由，法律与国家应当担负起保护濒临灭绝的弱势文化的责任。

2.原地居民的权利保护

文化人类学对原地居民文化的迅速消失感到担心，认为原地居民文化的消失将会造成文化类型的减少、文化遗产的消亡。虽然从目前人类对文化的认识水平上看，很少有人这样看问题，但是，尊重原地居民文化的呼吁不仅代表原地居民的利益，而且代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

多元文化主义要求人们尊重不同的文化传统，将不同文化群体创造的文化遗产视为全人类的财富；要求人们抛弃对自己文化的偏执和对他者文化的偏见，尊重各个文化群体的平等权利，特别是尊重原地居民的平等权利，尊重原地居民创造的文化遗产。主流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应当作为唯一的生产生活方式，原地居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也具有存在合理性。应当允许原地居民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作出选择。

3.文化宽容的底线规则

多元文化主义学者也认识到，文化宽容的底线是文化运行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利卡认为：“文化多元主义的宽容（tolerance）和多样性（diversity）都是具有明确限度的：多样性是有价值的，但只有在确定的共同规范和共同体制的框架内才能生效。否则就会引起动荡。”^[12]法律对多样文化的宽容是有限度的，一种文化要得到法律的宽容，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要求。因此，提出文化宽容的底线规则有利于维护文化的一体性。我国建立多样一体的文化体系可以批判地借鉴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一种文化要得到法律的宽容至少要满足如下条件：其一，不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二，尊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三，符合最低限度的人权标准；其四，保持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确立文化宽容底线规则是建立文化法治的重要工作。

在经济全球化与主权国家利益错综复杂的今天，人民不再是同质的共同体，而是包含多种利益诉求和多样文化样态的异质的共同体。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程中，在守牢底线的前提下，包容性程度越高，党的事业越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党的执政能力越强大，社会越和谐，人民越幸福。

文化人类学崇尚文化多样性价值，强调对濒临灭绝的弱势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保护。作为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经济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为文化多样价值和传统文化保护增添了具体的内容。

（三）经济人类学

经济人类学，是对多种经济类型（谋生方式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而形成的科学。经济人类学立足于原始经济和传统经济的研究，然后将研究视野扩张到现代经济类型。经济人类学隐含的理论前提是：原始经济和传统经济具有合理性；即使在经济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原始经济和传统经济也具有存在的必要；应当尊重经济类型的多样性，为人们选择经济类型提供多种可能性。

1940年，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兹出版了《原始人的经济生活》一书。1952年，该书再版定名为《经济人类学：比较经济研究》。该书首次用经济人类学作为著作名称，该书出版标志着经济人类学的诞生。1973年，法国人类学家戈德利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展望》一书，主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应当包容原始经济、传统经济。2001年，陈庆德出版的《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是第一部国内学者写作的经济人类学著作。该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人类学的贡献，并对经济类型、民族经济、区域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3]

经济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比较方法。

经济人类学是介于经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二者都关注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

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的区别在于：

第一，研究对象的侧重点不同。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现代社会、主流社会的经济，关注经济发达社会的经济现象，如货币、价格、投资、工资、市场等。而经济人类学则关注经济不发达社会的经济现象（如礼物交换、各种类型的传统市场、职住合一的小作坊）。有学者研究发现，有管控的市场的蔬菜价格普遍高于无管控的市场。传统市场可以为居民提供低价的商品和服务，有存在合理性。

第二，研究方法的侧重不同。经济学更关注以货币计量的利益，侧重于定量研究，大量使用数学，而经济人类学则更关注非货币利益，侧重于定性研究，很少使用数学，可以称为“没有数学的经济学”。

第三，重点关注的利益主体不同。经济学更关注强势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经济效率，尽管通过涓滴效应也可能使社会受益。而经济人类学则侧重关注弱势经济主体的利益，从保护文化多样性这一更高层次目标出发关注社会利益、社会整体效率。

第四，对资本与金融的态度不同。现代经济学更关注资本与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而经济人类学则更关注资本与金融的过度扩张造成的社会危机，试图通过保护多样文化、保护原地居民权利等途径抑制资本与金融的消极作用。

（四）政治人类学

政治人类学，是研究他者社会的权力现象和运行规律的科学。在文化多样状态下，多种文化主体互为他者。政治人类学的他者视角有利于促进多种权力的互补、互动。(www.daowen.com)

1940年，福蒂斯和普里查德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将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分为国家制度和非国家制度，集中处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和不集中处理公共事务的制度等多种形式。在非洲原始部落社会，即使没有国家与政府，仍然保持着秩序。非国家制度具有存在合理性，建议英国殖民地当局予以尊重。学术界普遍认为，该书的出版是政治人类学诞生的标志。

政治人类学着重关注传统的小型熟人社会。在这些社会中，国家法和政府机构不发达，甚至缺失，主要靠传统的纽带（亲属关系、部落、原始信仰等）维系社会秩序，保障生产和生活的进行。^[14]

国家制度着重体现原子主义的、陌生人社会的价值，而非国家制度则着重体现社群主义的、小型熟人社会的价值。

传统文化是文化生态的重要因子，在维护文化生态平衡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因而具有存在合理性。在文化多样一体法哲学视野下，非国家制度的存在有利于弥补国家制度的局限性，矫正国家制度的失误，是国家制度的必要补充。

政治人类学关注弱势群体的非制度参与。传统文化（语言、民俗、艺术、民间信仰、家族、亲属关系）是弱势群体保护自身权利所凭借的资源，是弱势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15]尊重传统文化有利于保持协商主体的平等性，有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

早期的政治人类学着重研究传统社会内部的权力运行过程。在全球化不断扩展、传统社会不断受到蚕食、传统社会自觉或不情愿地接受现代文化的形势下，要保持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就必须开辟新的研究论题。当今的政治人类学关注的论题包括：传统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传统区域与现代区域之间的关系、弱势群体（农民、妇女、贫民）的权利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保护等。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比较方法。

关于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归属，人类学学者强调，政治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而政治学学者则强调，政治人类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笔者持综合观点，认为政治人类学处于政治学和人类学两大学科的边缘地带，属于交叉学科，它既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也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

政治学（如行为主义政治学）与政治人类学存在共同的人性假设——政治人假设。作为政治学家和动物学家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16]人类以其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能比动物结成更为复杂的政治组织，并使社会向着正义的方向发展。人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是政治过程的参与者。

政治学与政治人类学的差异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差异。政治学侧重于研究主流社会的权力，而政治人类学则侧重于研究非主流社会的权力；政治学侧重于研究国家权力，而政治人类学则侧重于研究国家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力。政治人类学强调国家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力具有合理性的一面。

【注释】

[1]习近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页。

[2]［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10版），瞿铁鹏、张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4]［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5]［苏］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页。

[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

[7]参考“留余匾”词条，载“360百科”https：／／baike.so.com／doc／6296773－6510293.html.

[8]参见常士訚主编：《异中求和：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9]参见王俊芳：《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10]参见常士訚主编：《异中求和：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7页。

[11]［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10版），瞿铁鹏、张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06页。

[12]转引自王俊芳：《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页。

[13]参见陈庆德：“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86页。

[14]参考董建辉：“西方政治人类学60年的演进”，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8页。

[15]参考董建辉、徐雅芬：“底层民众与政治权力——西方政治人类学视野中的弱势群体研究述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8页。

[1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