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理模式的调整

其一，从忽视原地居民的权利向尊重原地居民的权利转变。其二，从政府推行单一目标向政府指导下多种目标兼顾转变。其三，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转变。其四，从国家强制力的广泛使用向最低限度的国家强制转变。

（二）学术研究重点的转变

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认为：“虽然早期人类学家经常为殖民地的行政官员提供‘控制’原地居民所必要的信息，但是他们很久以前已不再从事这类工作，他们视为首要的事情是人们对其自己文化的权利。”^[2](www.daowen.com)

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早期阶段是在文化同化时代开始的。在这一阶段，旅行者是文化人类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旅行者通过向政府和企业提供原地居民生活的信息，帮助政府控制原地居民，帮助企业在与原地居民打交道中获得最大利润，然后从政府和企业那里得到资助。

文化包容政策的产生为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在这一时代，政府与企业为避免与原地居民的冲突而有意识地尊重原地居民的权利。首先，法治政府理论要求政府职能从社会控制向社会服务转变，政府治理模式从社会控制模式向维权模式转变。在文化多样性社会中，多种利益集团对法律的影响形成了相对的平衡状态，强势群体控制政府的倾向受到了抑制。在理想的法之下，政府不宜为强势群体所绑架，应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保持超然态度，应当对弱势群体实施平等保护，既要重视形式平等，也要重视实质平等。其次，企业行为也会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而走向完善。企业就会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向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转变，企业就会尊重原地居民的权利，与原地居民协商制定开发方案。文化人类学是连接原地居民与政府、原地居民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原地居民权利呼吁，为立法与政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