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下午第二节课，全班学生来到学校逸夫楼集合，准备进行歌咏比赛的排练。我清点人数，发现曹辛没来。学生们告诉我：“刚才上政治课，曹辛发出怪叫，严重影响了课堂纪律。现在，老师把他带到办公室教育去了！”

我一听，一股怒火就直冲脑门：又是政治课违纪！又是这个曹辛！

曹辛是个学习很差，纪律更是一贯让我头疼的男生。上周星期五的政治课，曹辛也是严重违纪，气得老师没法上课。当时，我就决定把他父母请来和我一起教育他。曹辛很怕请父母到学校，便哀求我原谅他，还向我保证绝不重犯。于是，我耐心地和他谈了很久的心，最后一句话是：“我不奢望你从此所有的课堂纪律都非常好，但我希望你下次政治课一定要上好。如果下次政治课再犯同样的错误，对不起，我就只好请你父母来监督你一起上课了。”

没想到，这节政治课他又捣蛋！

放学后，我找到曹辛问他情况。他说：“我上政治课思想开小差，想象两辆汽车相撞，嘴里就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轰’……”

我厉声质问他：“为什么又犯老毛病？”

他说：“政治老师已经教育我了，他也原谅我了。”

“可我不会原谅你！”我越说越激动，“今天我没什么说的了，就按前次说的办：明天请你家长来监督你上课！”

“李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我爸爸会……打我……”曹辛满脸惊恐。

“那我不管！”我的回答非常干脆，毫无回旋余地，“我不再相信你的任何保证了！”

他刚离开，英语科代表又来对我说：“李老师，陶奇英语课有意捣蛋，而且不听老师的招呼。另外，他今天又没交英语作业！”

我顿觉得天昏地暗！

陶奇和曹辛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铁哥儿们”。开学不久，我就感觉到：陶奇是班上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突然爆炸。虽然认识他还不到一学期，但我在他身上花费的心血一言难尽。就在上周周末晚上，我还顶着刺骨的寒风骑车到他家家访，和他谈了很久，鼓励他改正缺点。当时，陶奇满脸真诚，表示一定要“重新做人”。

然而，仅仅过了两天……想到这些，我勃然大怒：“把陶奇给我找来！”

陶奇来了：“李老师……您……找我？”

“不是我找你，是你找我！”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愤，“你每天都在‘找’我！你能不能让我有一天的清静？”

陶奇小声说：“我错了嘛！再原谅我一次嘛！”

我继续吼道：“少来这一套！这些话我听够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你家家访！”

陶奇一听这话，更急了：“李老师，再原谅我一次嘛！我一定……”

我打断他的话：“你休想再让我相信你！”(www.daowen.com)

说完，我就走了。

其实，晚上我不可能去家访，因为我还有其他事。但晚上八点以后我还是给他家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正是陶奇母亲，她一听是我的声音，就泣不成声：“李老师……陶奇还没……没回家……”

我一惊，忙问她怎么回事。她在电话中断断续续给我诉说了放学时的一幕——

下班后，陶奇母亲照例到学校来接儿子。一走到教学楼前，就碰见上英语课的易老师，易老师便把陶奇的课堂违纪和不交作业的情况告诉了她。气愤之中，她便冲到教室去找陶奇，没找到。于是，她又在校园里四处寻找。结果在停车棚找到了，陶奇当时和曹辛正推车往外走。陶奇母亲一见陶奇，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冲上去就给了陶奇一个耳光！并叫他就在原地等着，可等她把自己的自行车推出来时，陶奇和曹辛已不知去向……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电话里的陶奇母亲带着哭声说道，“唉！当时我的确没能控制住自己。其实，看到他俩在车棚前鬼鬼祟祟地商量着什么时，我对他们的出走就应该有所警惕，但我仍然太大意了……”

我赶忙给曹辛家里打电话，结果听到的还是一位母亲的哭声：“曹辛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

我又给一些学生打电话，问陶奇和曹辛的下落，但无人知道他俩的踪影。只是不少学生告诉我，下午放学后听到曹辛在叹气：“我不敢回家了，爸爸妈妈肯定会打我的！”陶奇也不停地说：“我爸爸妈妈一定不饶我。”

接下来，在蓉城寒风凛冽的夜里，陶奇父母在四处寻找，曹辛家长在四处寻找，我也在四处寻找。直到深夜，直到凌晨，仍然没有结果……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很多。表面上看，曹辛和陶奇的出走，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而怕回家挨打，而直接导火索是陶奇母亲的一记耳光。但是，我有没有责任呢？回答绝对是肯定的。当他俩犯了错误请求我原谅时，我却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推上了“绝路”：“我不再相信你的任何保证了！”“你休想让我再相信你！”是的，从我的角度看，我有一万个理由这样说，因为他们的确是屡教不改，很难让我相信了。但是，从学生的角度看，既然是从小学起就养成了许多极坏的习惯，那么，指望他们在短时间内就改正，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对犯了错误的曹辛和陶奇来说，向我表示“要改正”，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且也未必就不是他们当时的真心话，可我为什么就一定要把他们想得那么坏，认为他们是在“敷衍”我呢？如果我今天再耐心一点，情况可能不会发展成这样。特别是我不应该说：“我不再相信你们了！”这无疑是向他们宣告：“你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好学生！”这就不仅仅是对他们自尊心的伤害（其实，对他们来说，自尊心已相当“坚硬”了），而且是彻底摧毁了他们可能仅存的一丝向上的信心和勇气！

哪怕是面对看起来似乎完全“无可救药”的学生，教育者也不应该对他失去信心，更不应该把教育者对他的绝望变成他自己对自己的绝望！这是多年来我经常提醒自己的一点，怎么今天我恰恰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呢？

那一夜，我通宵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学校。令我惊喜的是，我一走到教室门口，便看到了乞丐一般肮脏憔悴的曹辛和陶奇。原来他俩昨晚是在市中心天府广场的毛主席塑像下和乞丐一起度过的。

“嗬，去当了一夜‘毛主席的警卫员’？”我轻松地给他俩开了个玩笑，便让他们进了教室。

我不准备再细写我和他俩整整两节课的谈心过程，因为我不想把这次教育失误写成一次“教育成功”。不过，有一点还是可以说一说：在整个谈心过程中，大量的时间是我引导他们分析自己的高尚之处和卑劣之处，并和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战胜自我”的方案，以重新鼓起他们向善和向上的信心和勇气。

我最后的几句话是：“我不要求你们以后不再犯纪律错误，只是希望你们违纪的频率逐步减弱；但是，对于出走，我希望你们是最后一次。”

他们表示绝不再出走，我却有意问：“如果以后你们又犯了错误怕回家挨打，怎么办呢？”

陶奇说：“我宁可挨打也不出走了！在外面又冷又饿又怕，比挨打还难受。”

曹辛说：“我找李老师，请李老师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他们都听李老师的。”

“好，今后如果家长再打你们，你们就给我打电话。”我斩钉截铁地说，“从此以后，我就是你们的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