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暑假，我从成都玉林中学调到成都石室中学，在搬家的过程中，我无意中又看到了那一捆尘封的教育手记。翻开我19年来所写的一本本教育手记，我自己都禁不住被自己感动了：那一页页发黄的文字，化作一张张老照片在我眼前变得清晰起来，分别多年的学生们正跑着跳着向我拥来，他们调皮的笑声萦绕在我的耳畔……正是在那怦然心动的一刻，我做出了一个庄严的决定：我一定要把我和我学生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分享这教育的幸福与美！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打开电脑，拉出键盘，敲出了第一行字：爱心与教育——素质教育探索手记。我完全没有写书的感觉，只觉得十几年来教育在我心中积蓄的思想感情的潮水一下喷涌而出，在键盘上恣肆奔涌，敲键盘的手指禁不住也微微颤抖。

整整三个月，我的业余时间都是这样在阳台的电脑前度过的。也许在旁人看来，如此不停地敲击键盘是何等地乏味而枯燥，但我却感到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在深夜或凌晨，周围没有一丁点儿声音，只有我的键盘在“嗒嗒”地敲着——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乐声，是来自教育、来自学生心灵的最美的乐章。眼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页页纯洁动情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又很自然地幻化为一幅幅很美丽很鲜活的画面，那是宁玮善良而坚韧的面容，杨嵩纯真而调皮的微笑，岷江之滨的熊熊篝火、峨眉山雪地上的灿烂阳光……于是，我的整个身心又沉浸在和学生一起度过的被青春染绿的日子里！

《爱心与教育》出版后引起的强烈反响，超出了我的预料。我收到近千封读者来信和许多读者含泪打来的电话。1999年《爱心与教育》同时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大奖、冰心图书大奖和中国教育学会“东方杯”科研成果一等奖。

这以后，教育与文学共进，思想与激情同飞。我又陆续出版了《走进心灵——民主教育手记》《从批判走向建设——语文教育手记》《教育是心灵的艺术——李镇西教育论文选》《花开的声音——我班的故事》《风中芦苇在思索——李镇西随笔选》等著作。手捧散发着油墨芬芳的《李镇西教育文丛》，我有一种丰收的喜悦：教育和文学给了我双重的回报——文学为我的教育事业插上了翅膀，同时，教育正在圆我的文学梦。

然而，《爱心与教育》也给我带来了一些我不愿接受的东西，比如，我竟然从此被不少好心的人称作“爱心教育”的“专家”！应该说，我的教育实践的确充满了对学生的爱，但我并不认为我的教育能够用“爱心教育”来概括。当我们给某一种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命名时，往往突出的是这种教育的特点，即这种教育与其他教育不同的地方——比如“成功教育”“赏识教育”等等。而爱心是所有教育的共性，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成功的教育，无一不包含着并体现出爱心——难道“成功教育”没有爱心吗？难道“赏识教育”没有爱心吗？因此，我认为用爱心来概括教育的特点是不太妥当的。当然，汉语有一词多义的特点，如果“爱心教育”指的是“对学生进行爱心的教育”（即“关于爱心的教育”），这个提法是站得住脚的。(www.daowen.com)

我不接受甚至反对“爱心教育”的提法，就是不希望人们把爱心当成一种模式，一种手段，一种技巧。教育的爱，这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教育目的而做出来的一种姿态；它是一种思想，一种情感，一种氛围……它自然而然地贯穿于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也不声不响地体现在教育的每一个细节，更潜移默化地浸润着每一个学生的心灵。

更让我忧虑的是，“爱心”这个词的泛滥，使一些教师对爱心也产生了误解。比如有老师这样议论：“讲爱心当然好，但是也不应该过分强调爱心，应该有限度。因为一味强调爱心，学生就不好管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关于教育中的爱心，无论怎样强调都是不过分的。但关键是如何理解这个“爱心”。有读者在给我的信中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爱心的老师，但是工作中仍然力不从心；尤其让我伤心的是，我那么爱学生，可学生仍然不理解我，也不爱我。问题出在哪里呢？”还有老师当面与我探讨：“爱心教育好是好，但有的学生实在太调皮，根本管不住呀！教育不能只有爱心，还得有严格要求和严肃的纪律呀！”

这显然是对我所说的“爱心”的误解，他们以为教育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或者以为教育之爱就是迁就学生就是放弃“严格要求和严肃的纪律”。我认为，教育中真正的爱，意味着对学生的成长以至未来一生的负责，因此这种爱必然包含着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乃至必要的合理惩罚。因为教育，不仅意味着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和知识能力水平，同时意味着按文明社会与他人交往的准则规范人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养成教育”。这种“养成教育”，带有某种强制性——这种养成良好文明习惯的“强制性”与我们现在反对的思想专制不是一回事。作为社会人，不遵循起码的公共规则与秩序是很难与人交往的。同时，在一个集体中，一个人违纪必然妨碍其他更多的人学习。这样，为了尊重多数人学习的权利，有时不得不对违纪者以必要的惩罚。凡是离开了严格要求，迁就和纵容学生的“爱”，绝不是我们所提倡的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