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则，是以权利和义务为中介对人们的行为予以调整；另外一个常见的视角是，法律作为一种利益控制工具，始终要面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冲突。针对法律应该“以权利还是义务为起点、轴心或重心”的问题，法学理论中有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的对立；针对法律应该“以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为起点、轴心或重心”的问题，法学理论中有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对立。以对主体价值选择的不同为标准，法律可分为个人本位的和社会本位的。前者假定社会是由彼此独立和处境平等的个人所组成的共同体，因而强调法应当以维护个人的利益为基点；后者假定人是作为社会的一员彼此联系的并以社会的存在为前提，因而强调法应当以维护社会的利益为基点。[21]

知识创新法制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法和相关竞争法，二者都是建立在“功利的而非人类道德的”基础之上，[22]在相关的法治进程中，要不断地进行各种经济利益上的权衡与取舍，要始终面对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各种复杂的冲突；而在法的主体价值层面，则表现为知识创新法制的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艰难”的博弈过程。知识创新法制的“个人本位”可以理解成以维护与知识创新有关的个人利益为“起点、轴心或重心”，知识创新法制的“社会本位”可以理解成以维护与知识创新有关的社会利益为“起点、轴心或重心”。对知识创新法制的“社会本位”的内涵，可作如下进一步理解。

首先，该社会利益主要包括社会性竞争、社会性创新和消费者福利三项。对在理论上与知识创新有关的竞争，可以被高度抽象为第一轮竞争和第二轮竞争，知识创新本身可以被高度抽象成个体的创新和社会性的创新。个体的创新者以知识创新为根据，所获得的知识产权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其可以给该个人带来在第一轮竞争中的优势，但该个人又具有“天生”地滥用知识产权的倾向，从而会对该个人以外的其他人从事进一步的创新行为造成障碍，使得第二轮竞争无法正常进行，而相关的竞争法的存在，则是要对被扭曲的第二轮竞争予以纠正，以使得该个人以外的其他人的创新行为也能够进行下去。而所谓的“第二轮竞争”可以代表与知识创新有关的社会性竞争，而在第二轮竞争中“其他人的创新”可以代表“社会性创新”。所谓的“社会性”实质上是说，除了要对第一个创新者的创新以及竞争优势予以保护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使该个人以外的社会上的其他人，都可以参与到在后发生的相关知识创新和市场竞争中来，而若该社会性的创新和竞争能够被法律有效保障的话，反过来，势必会产生无数个“第一个创新者”。知识创新法制通过对个体知识创新者的保障，尤其是通过确立维护社会性创新和社会性竞争的机制，以追求其更为根本的社会利益之实现，即尽可能地增进消费者的经济福利。(www.daowen.com)

其次，对“起点、轴心或重心”的解释。所谓“起点、轴心或重心”可以理解为：在知识创新法制所涉及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中，立法者应自觉地将对该社会利益的维护作为出发点；对社会利益的维护应该贯彻到整个知识创新法制的整体，上升为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并在各种具体制度中加以落实；在相关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应首先对社会利益予以“少加思索”地侧重保护。当然，这里我们并未暗示应该否定对知识创新中的个人利益、个体性创新与个体性竞争的保护，只是想说从社会本位的立场，对这些个人的诸种权益的维护，更多的是作为“手段”来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