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产权领域，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各国国内，全球性、大规模、无止境的权利扩张，无疑构成了该领域最为焦点，同时也是最难解释的现象。欲期对该扩张的利弊做出客观公允的价值判断，[1]首先需要对该扩张的现象进行多角度的学理审视和解读。总体而言，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解释路径，一是“后果”式解读，二是“前提”式解读。相比较来看，虽然前提式解读，尤其是其中的立法性解释思路，表现出了较强的说服力，但在理论上仍有必要，将既有的立法解释，从侧重于主要制度的解释，推进至对其背后的主导立法观念的解释，并进一步上溯至对形成该立法观念的源头，即“立法视角”问题的追问。

如此追问的主要根据是，虽然从表面上看，知识产权扩张主要表现为一整套全新制度的建构与实施，但隐藏于其后的，毋宁说其首先是源于一种全新的法权观念的诞生，并进而展现为该观念的全球立法冒险过程，其所引发的制度变化，不过是这样的一种观念的外化。尤其是，之所以会形成如此的，而不是别样的立法观念，又是源于那些“重要的”社会成员在看待知识产权的各种问题时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甚至是趋向固化了的立法视角。

循此理论路径，通过横跨多学科的研究以及理论抽象，在本书的第一编，我们将与知识产权扩张有关的既有立法视角，概括为“向上看”的立法视角，其理论弊端集中表现为：一是将原本上只是“一种”的视角，当作了“唯一”视角，二是进而将该“唯一”的视角，假定成了“正确”的视角。在本书的第二编，针对该立法视角面向未来的调整路向，我们将其概括为“向下看”的立法视角，其理论优势集中表现为：一是力图再现原本上所存在的“多种”立法视角，二是将既有的“唯一”且“正确”的立法视角，重新“恢复”为本来意义上的立法视角之一。

这样的一种学术探索，并非是异想天开，更非为哗众取宠，事实上，该思路体现了对西方相关学术问题意识的自觉承继，[2]因为从西方知识产权法理的完整脉络上看，固然存在着支持扩张的诸多理论根据，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同时并行着强大的反对扩张的各种声音，这在前文已多有记述。这里可再回顾两则代表性观点。比如，西方有知识产权法史学家认为，通过对自1760年至1911年的欧洲知识产权史的回顾，可以得出如下核心结论，即知识产权法在近代的发展并非可以解说为是某种自然秩序的产物，也并非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3]再比如，美国著名知识产权法学家安守廉指出，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通过知识产权的大规模扩张，应该能推动美国的经济发展或是知识创新，然而该判断更多为一种假设，而非实际取得的效果，因为针对相关实际效果，迄今仍缺乏足够的理论及实证支撑等。[4]

为了在中国的本土语境下，能够对上述各种反对的声音予以理性的讨论与接纳，[5]并期望能赢得对相关实践的反思，甚至是对既定的扩张政策作必要的检讨，不但需要“向下看”的各种理论探索，尤其是需要各方论者对“看”的局限性，都能保持清醒自觉的认知，即不论是从如何的角度进行审视，毋庸置疑，都必然会存在着视野的偏狭，因此，当各方一并探索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可类比于一个“盲人摸象”的过程。[6]因此，不论是打算继续“向上看”，还是另辟新径“向下看”，显然都需要在学术的意义上，对于“谦虚地看”的谨守与秉持。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的是，不论是前文对知识产权扩张的立法视角的多学科解读，还是本编对于该立法视角的进一步法理学探索，我们都无意去发现另外一个“真”或“正确”以取代现存观念，我们只是希望指出，经过我们对既有立法视角的“盲人摸象”，可以发现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偏颇，并因此，也应存在着另外一种更为全面的解读视角；与立法视角的优化相联系，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未来发展而言，除了不断地重申保护及全面扩张之外，或许还存在着一种或多种的“另外的可能”。形象点说，如果将知识产权扩张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比喻成过河的话，那么最为关键的，并非是对过河目标的反复重申，而是要不断悉心检查借以过河的船或桥是否真正妥当。[7]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妨说，有关知识产权扩张的问题，不过是中国人所遭遇的又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挑战。

对于作为后来者的我国而言，依西方主流的知识产权观念，固然存在着诸多制度“劣势”，民众也多有各种“不文明”的行为表现，但如果相关立法视角趋于“整全”和“理性”，那么，未必就不能发现我国其实也存在着诸多优势。这恰如冯象先生的洞见，中国当前“残缺”的知识产权保护实践，甚至极有可能，恰好孕育着知识产权法的美好未来。由此，就像中国古训所言，断不可妄自菲薄。

[1]就像民法学者王轶所言，民法问题是民法学问题的核心，价值判断问题是民法问题的核心。此处所言的价值判断，主要是指民法依据特定的价值取向，对与民事主体之间、民事主体与国家、民事主体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利益冲突，做出取舍或安排利益先后序位的过程。进而，在价值一元化的社会，面对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极易达成共识，但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里，讨论者由于社会阅历、教育背景以及个人偏好的不同而持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难免“众口难调”，因此，价值判断问题就成为了困扰人类智慧的难题之一。参见王轶：《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页。笔者认为，上述有关民法价值判断含义以及困难的阐述，完全可以适用于对知识产权价值判断的讨论，并且，由于中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是在承受相当外部压力的情形下，对知识产权法进行了大规模的快速移植，致使在知识产权价值判断的讨论中，必然会存在更多的观点冲突、价值歧义以及内涵混乱等，这也决定了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对于一般民事领域对于“自由”、“平等”价值的高度共识，会呈现出更多的“众口难调”的一面，当然，这也意味着，在具体的进行知识产权的价值判断时，亟需更多的实证性支持以及学术性自律。(www.daowen.com)

[2]针对中国以及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学术传统继承问题，参见汪丁丁：《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重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至于法学研究中的学术传统继承问题，参见冯象：《法学院往何处去》，载《政法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208页。

[3][澳]布拉德·谢尔曼、[英]莱昂内尔·本特利：《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4]所谓的“知识产权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假想目标”，对此核心问题，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实都并不存在着通说，当然更不要说是定论。参见[美]安守廉：《窃书为雅罪：中华文化中的知识产权法》，李琛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尤其是该页的注释[11]。

[5]在中国，人们一般并不否认西方对中国知识产权法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并不否认在西方学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反对声音，然而如果期望能认真对待，甚至是接受这些反对声音，却并不容易。至少存在以下几点原因构成了障碍性因素：一是中国正在积极落实依法治国，虽然知识产权立法并非中国自己可以完全决定，但这些法律也终究是法律，在实施层面并不能构成某种例外；二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亟需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一向较为认真对待国际法的落实，既然一定要落实，就不太方便在“批评”声中落实；三是中国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并实施以来，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已经“从被动变为主动”，这样的一种重大转变，也基本上杜绝了对作为该战略制度基础的知识产权法的尖锐批判；四是中国的政治、法律在对民众意识的影响上，较为强调的是思想上的统一，既然中国官方已经将知识产权视为促进创新国家的关键，那么那些泼冷水的声音得不到欢迎，应该说并不奇怪。

[6]汪丁丁：《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重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7]著名学者苏力曾精辟地指出，“只要过河的目标确定了，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你还要谈“桥”和“船”的问题，指出其中的问题和难度，那么你就是在变相反对过河，有可能给革命人民的热情泼了冷水，就是保守派，就是危险思潮。”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