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知识产权扩张的不断推进，知识产权法自身也已变得日趋复杂。比如，在对专利法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深入研究之后，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该制度可谓是高深莫测”。[5]与此相伴，有关知识产权的各种理论评价，也表现出众说纷纭，甚至是深刻对立的复杂态势，尤其是当更多的国家入世，并形成了各自的主流立法意识形态之后。比如，尽管美国是知识产权全球扩张的力倡者，但最为激烈的反对该扩张的声音，无疑却是由美国学者发出的。再比如，对中国而言，如果说在2008年之前，学界不乏对知识产权扩张的批评，但是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之后，看似情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虽然对该制度进行一个中肯的评价并不容易，而且围绕着该制度的理论争议也十分激烈，但是我们尝试着从最基本的“常识”和“事实”出发，对知识产权扩张展开进一步分析。

“无利不起早”，属于一个基本常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愿意付出十分的辛苦，主要是因为行为者从中可以获得自己所希望的利益，有一部分人追求的是精神利益，[6]而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候，所追求的则是物质利益，人毕竟首先是一种肉身的存在。虽然人们追求私利本无可厚非，但至少有以下两点深值警惕，一是人们普遍是欲壑难填，二是往往要外饰以某种仁义道德。再比如，中国人以前都较为熟悉以下两句话，即“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或者反过来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成”。虽然这样的阶级分析因过于刺目而不再流行，但是其中所蕴含的“真理”的孩子，恐怕并不能连同洗澡水一起被泼掉，尤其是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竞争对手的言论及行径不做起码的“阶级分析”。[7]再比如，法律移植虽然是我们尽快建成法制的不二捷径，但是主要是翻译得来的法制，显然不能代替源自民族自身实践的法治，再强调与国际接轨，无疑也无法取消必要的本土化解读，不论是在积极意义上的，还是在消极意义上的，除非我们就像苏力所指出的，“将中国的一切都换掉”。[8]

这样的“常识”还可以列举出更多，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常识”？对我们而言，是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理论出发点之一，因为法律固然有其形式化、逻辑化、专业化的一面，但为了避免“自娱自乐”之嫌，至少是需要符合中国人自身的“风土人情”。我们认为，以上这些常识，或者准确地说，这些朴素的道理，对于知识产权扩张同样是可以适用的。通俗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在全球推动知识产权的扩张，“首要”的动机，无疑是出于维护其自身知识产权利益的需要，如果不是这样，难道还会存在第二种解释？比如，难道是真心推动，或者是至少兼顾，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与经济发展？又或是对新经济、新知识所带来的财富与机遇，慷慨地实现全球分享等？

不但对知识产权扩张可以做上述常识性理解，而且即便是对一般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可从某种常识的视角进行解读，通过梳理西方1990年以来的知识产权文献，汪丁丁先生总结出存在以下四点“常识性”看法，一是从长远看，应当实行知识共享制；二是从目前看，知识产权保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三是知识产权的实质是对知识进行垄断控制，很容易形成对知识的反动；四是由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因此客观存在着不同的保护的“度”。[9]

当然常识毕竟是常识，为了符合当前的学术实证化之潮流，我们也可以再依据相关统计数据，对知识产权扩张所影响的利益分配走向进行说明。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或许也并没有什么过多的玄妙隐藏其中，因为在南北之间，在中西之间，虽然大体适用的是同一个知识产权制度，但由于在现有的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对比上，双方存在着显著的，甚至是不成比例的差距，致使目前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为原则的，所谓的“平等”保护，无疑是更多地保护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那些大型跨国知识集团的知识产权利益。这里仅举两例，一个是20世纪初期的，一个是十年之后即2010年左右的例子。(www.daowen.com)

根据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所发布的著名的《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相结合报告》，由于一般来说，某国的技术能力的衡量标准，就是该国在美国的专利申请程度，或按照《专利合作条约》具有的国际专利数量，依此公认的标准，在2001年不到1％的美国专利，是授予发展中国家的，从1999年至2001年，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还不到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 2％；在农业生物专利方面，迄今为止，大约80％的转基因作物试验，均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基因改良作物，均生长在发达国家，多国合作的品种培育战略，本质上是以发达国家农业市场，以及中等发展中国家商业发展的需求为导向的。在版权领域，从全球的角度来讲，版权保护的直接回报，主要是流向欧洲和北美的出版业、娱乐业和软件业，比如在1998年，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出口的书籍，几乎占到了全球总量的2/3，其中美国、英国更是占到了高达20％与17％的国际市场份额。在原产地名称保护问题上，《里斯本协议》是一项有关原产地名称的国际保护制度，已有20个国家，其中7个是发达国家，加入了该协议，截止到1998年，该协议共保护原产地名称766个，其中95％属于欧洲。[10]

再据我国权威学者的估计和比较，从授权数量来看，中国的确为知识产权大国，但就资产质量而言，远不是知识产权强国。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专利领域，目前依然是“技不如人”。中国有 95％以上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拥有核心技术专利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相比之下，外国公司更为注重专利权的取得，并将专利申请的重点集中在发明专利，尤其是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据统计，在航空航天、高清晰彩电、通信、电子、汽车等领域，外国公司拥有的中国发明专利，高达 80％甚至 90％。二是在商标领域，可以说是“貌不迷人”。商标是商品的“脸”，是产品质量与信誉的体现。中国企业的商标数量非常可观，但知名品牌不多。在国际知名品牌的排行榜单上，中国企业商标无一进入100强，进入500强的只有12家。就外贸而言，中国出口企业200强，70％以上是定牌生产、加工贸易等。在合资企业中，90％以上使用的是外国投资方的品牌。三是在版权领域，较长时期是“文不惊人”。中国是工业品的出口大国，2007年有172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在文化领域却出现“版权贸易逆差”，2004年以前版权贸易进出口比例高达10：1，2005年下降到6.5：1。中国的电影票房收入较多依赖进口大片，动漫产品近90％来自海外，网络游戏产值的15％要支付外国公司的版税等。[11]

可见，不论是从朴素的常识，还是从严谨的统计数据来看，由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属于技术与文化的进口国，重要的、领先的核心知识资源，无不为西方的知识跨国集团所掌控，南北之间的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差距十分明显，因此，如下的一个关键问题，实际上本来就无法回避，即在不断提升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所引发的全球利益调整中，主要的受益者究竟是谁？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个大多数而言，至少是截止到2010年，知识产权的立法强保护给这些国家所带来的，究竟是利益的新增，还是法律约束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