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任何国家，几乎每一项法律无不以“公共善品”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在其形式上一律平等的背后，始终存在着一个究竟是“对谁有利”的疑问。[1]相比较其他法域，这个原本无可回避的利益影响问题，在知识产权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虽然在知识产权法的运行中，也存在着各国国内有关社会力量的博弈，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博弈仅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因为该法首先是受制于相关国际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形式化程度最高的知识产权国际法，实际上已成为各国相关国内法的“法上之法”。很难想象，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所制订的这些法律，能很好地平衡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当然，前者本来也并无这样的义务，说到底，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积极争取。

此外，由于不像传统的财产权客体，一般都具有一定的“自卫”能力，比如，动产只要被占有者控制在“手边”，基本上就可以维持权利的完整，像房屋、土地等不动产，即使想侵犯也无法被“搬动”，而知识产权的客体本质上却是一种信息，如果仅从“事实上”看，在目前的信息社会条件下，“瞬间”就可以完成全球性的传播，并且每一个接触了信息的人，都可能是潜在的侵权者，这就使得知识产权的侵权极容易发生，这样的一种更加“豌豆公主”式的权利，[2]无疑也增加了计算知识产权制度真实绩效的难度。还有，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冲击了既定的知识产权利益格局，对知识产权法的稳定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各国频繁修订知识产权法的共通现象背后，实际上掩盖着对于所涉各种复杂利益，如在识别以及分配等关键问题上，或许就是决策者自己也未必能够“洞察”该法是否能够发挥出所预期的积极功能。(www.daowen.com)

面对这样的一种规则治理以及绩效判断困境，除了决策者应该尽可能地固守谨慎的美德，甚至是某种善意的“保守”之外，还迫切地要求学界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撑。对此，我们的努力是，通过运用经济学以及逻辑学的分析方法，在理论上预先设计某些适当的假定，去观察在这些理想条件下，究竟会发生如何的利益变动。如此安排的实际意义在于，尽管很难彻底地经由实证以证明各种利益变动，但是可以借用逻辑首先大致地说明相关的情形，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所期望的是，通过实证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相互配合，以求更好地实现对相关利益消长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