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19世纪，英、法、德三国是最主要的技术文化输出国，近代知识产权法由这些国家起源并得到了长足发展，它们也成为了历史上最开始出现的知识产权强国，而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日本等，相比较而言，则属于技术文化输入国及知识产权立法移植国。在 20世纪，美国、西欧、日本取代了18、19世纪的英、法、德三国，成为新的知识产权强势国家和地区，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相比较而言，则成为了这一轮次的技术文化输入国及知识产权立法移植国。不难发现，凡是历史上的技术文化输出国，其国内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水平，都要高过同一时期的技术文化输入国，并且，前者也会积极推动在国际上强化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保护，如19世纪法、德两国推动制定《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11]20世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动制定TRIPs协议，因此，在技术文化输出国与知识产权立法强保护之间，可以说，总是存在着某种“稳定”的历史联系。而另一方面，作为历史上的技术文化输入国，又是如何安排自己的知识产权立法？是否在此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稳定”的历史联系？值得进一步探讨。以下，笔者选择国内、国际各一个代表性文本，对东西方的技术文化输入国在19、20世纪的相关立法实践，予以简要地回顾与说明。

文本1：我国学者文希凯以专利法为例对相关历史的概要性说明。荷兰1869年废除了其1809年专利法，并直至1912年才重新施行专利制度；瑞士的专利法多次被公民投票否决，直至19世纪末才得以通过；在化学物质专利的问题上，德国直至1967年，北欧四国直至1968年，日本直至1976年，瑞士直至1978年，才对化学物质授予专利权；在对药品给予专利保护的问题上，德国和法国直至1967年，意大利直至1979年，而西班牙直至1992年才修改法律，授予专利权。[12]

文本 2：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相结合》报告对相关历史的综括式说明。一是现在的发达国家大多在19世纪，严格限制药品、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专利权保护；二是关于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一直存在着广泛而激烈的立法争议，荷兰和瑞士甚至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放弃了专利法；三是在20世纪的60至80年代，亚洲的韩国、印度等国，曾广泛地运用知识产权的适度保护模式，以满足其经济追赶阶段的特定需要；四是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美国，在其经济追赶阶段，采用了对本国人限制权利授予，对外国人执行明显歧视的知识产权政策。例如，在1790年至1836年期间，美国作为当时的技术净进口国，一直限制对其公民的专利权授予；即使到了 1836年，外国人的专利申请费也高出美国公民的9倍；直到1891年，美国的著作权保护仍仅限于美国公民，外国著作权在美国仍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等。[13]

通过分析上述两个文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推论：

首先，历史上欧美各主要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演变，并非是“共时性”的，而是“历时性的”，[14]甚至在局部还出现过“历史的倒退”。如果说在英、法、德三个知识产权制度起源地国家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保护从未中断，保护水平也在不断提升，那么在欧美其他主要国家，则往往要根据自己依然是技术文化输入国，还是已转变为技术文化输出国，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知识产权国内法，某些调整甚至会精细到只针对某一类或某几类重要的技术文化产品，比如在对药品、食品的专利保护问题上，而另一些调整甚至是关系到某项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废，比如瑞士和荷兰，都曾经在19世纪的一段很长时间内，根本上就废弃了专利法。因此，就相关历史事实而言，并不能说一进入到了近代的工业革命时期，这些国家就都确立了大体一致的知识产权法，实际上，知识产权的制度演化史充满了“历史的丰富”。(www.daowen.com)

其次，决定技术文化输入国立法安排的，与其说取决于应在多大程度上保护智力劳动，毋宁说受制于能否最大程度地实现以下两个社会功利性目标，即：降低本国企业的知识引进及创新成本，满足国民基本社会福利的紧迫需求。从这些立法指导思想出发，即便是对本国的创新者，技术文化输入国在授权时都会比较谨慎，更不要说去主动地保护来自国外创新者的智力劳动。以美国为例，其在1836年之前，一直限制对其本国公民授予专利权；再比如，人们也很难想象，历史上的美国立法者“并不知道”，英国小说中有需要保护的创造性劳动。实际上，尽管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智力劳动在知识产权法的诸多方面起到了枢纽作用，但之后，即便是作为当时知识产权强国的英国的立法，也已转向了一条功利主义的制度演化路径。[15]或许可以得出，就知识产权法“服从”于功利主义这一点而言，[16]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技术文化输入国与输出国的立法并不存在本质的不同。

再次，对历史上的技术文化输入国而言，它们的知识产权立法模式，“同样”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或者说稳定性。在总体的制度安排上，主要表现为：对来自外国的权利人，虽然程度不同，但往往要设置带有明显歧视性的各种权利限制；对本国的权利人，从一般情形来看，事实上也并没有追求立法保护越强越好，而是强调了立法保护要适度。有些国家甚至走得更远，除了前面提到的瑞士、荷兰废弃专利法的例子外，处于经济追赶阶段的韩国，不但在立法上坚持采取最低标准，而且在法的实施上还必须做到更加宽松。[17]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一种立法模式，并非可以解释成是历史的偶然，恰恰相反，该模式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广泛、积极的运用，并横跨了19、20两个世纪，因此具有被总结成一种历史经验的理论可能，在本书中，笔者将该经验概括为“技术文化输入国，知识产权立法适度保护”。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现阶段的技术文化输入国不能重走“历史的老路”？显然是因为，随着TRIPs协议时代的到来，大部分的自由被取消，对比《伯尔尼公约》与《巴黎公约》，虽然也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进行了协调，但还是将立法上的“设计自由”留给了各个成员国。[18] “今天的发达国家，在他们当初的发展过程中享受了这种设计自由，而这种自由对他们的经济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19]然而，TRIPs协议的实施，实质性地改变了这一切。在此值得注意的是，TRIPs协议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成员国的“设计自由”，更多的是属于一个事实判断，可以通过比较加入前后某国所享有的“设计自由”的多少，就可以计算清楚，并不能说“加入”就可以证明自由的存在，因为这里即便是加入行为本身，也更多的是一种“不得不加入”，否则，某些技术文化输入国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