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版权立法史上，有一部法案尤为引人注目，这就是1998年的《Sonny Bono著作权期间延长法案》，该法案不但在充满争议的背景下，将美国的版权保护期限再一次大幅度延长，而且其所内含的立法理念，也可说是充分反映了美国政界、商界重要成员的一般性看法。那就是，不但在美国，而且要在全世界，都要力争实现对于知识产权的“完全”保护，或者说，就像这部法的力推者所表述过的，为什么不能把知识产权发展为一般的财产权，或者是物权。如果在Sonny Bono法案中，存在着某种“制度主义”的论调，那么隐于其中的，尤其是这样一种逻辑：至少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技术的革新不可能脱离制度的保障而出现，没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技术就不大可能持续高速发展。[1]该逻辑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将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制度的错综复杂关系，过于简单化了；[2]二是从中人们所能看到的，几乎仅仅是制度的裸奔，而制度与人匹配的关键问题，则被忽略掉了。[3]

假如这样的一种立法理念以及相关实践仅仅发生在美国，别人本无可非议，但如果同时也要求其他国家必须接受，恐怕就难免有强行输出某种制度之嫌，而20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史已经证明，但凡是制度输出，很难达成输出者所自诩的预期效果。对于那些输入地的国家而言，最为关键的问题，并非是应否对国外的“好”制度进行借鉴，而是在于那些不假思索的，或是少加思索的“简单”借鉴方式，[4]并且由于涉及到千万人的利益，制度模仿的过程，更应表现为如履薄冰式的谨慎，而绝不应是亦步亦趋式的慷慨。 (www.daowen.com)

进一步来看，在知识产权的大规模扩张中，最关键的制度问题，不仅是能否可以对全球施以某种“强制”，也不仅是输入国家究竟该如何借鉴，而主要表现为：以Sonny Bono法案为典型代表的那种知识产权理念以及实践，很可能自身就确立在不适当的历史观以及权利观的基础上。尤其是，为了推进这样的一种立法扩张，可以无视甚至曲解知识产权立法演化的丰富的历史，同时，对于知识产权的权利特殊性也欠缺应有的理性尊重。这些构成了Sonny Bono式的制度主义难以摆脱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