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美国学者苏珊曾经将知识产权的全球扩张，浓缩描述为美国12家知识型跨国公司“所能够做”的立法传奇，当然其前提是，这些公司首先要提出某些全新的知识产权观念，并进而使其能够对美国政府产生深刻的影响。无独有偶，法国学者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从相关的事实来看，一些行业的跨国集团公司，主要分布于制药行业、文化工业、软件以及化学农业（转基因植物）等，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为世界贡献了知识产权如何“美妙”的全新观念。[11]虽然这些新观念对于知识产权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观念基础，但如果做更为细致并全面的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些得到立法上认可的新观念，无疑仅是属于众多的新观念中的“一种”，甚至是仅能代表了相互冲突的观念中的某些侧面。

即便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情形来看，有关知识产权扩张的各种观念，很显然也构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矛盾体，简单来说，一方面是商界政界主流对既有扩张不断进行重申和肯定，另一方面同样无法被忽略的是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所发出的各种反对声音。而从整个国际社会的情形来看，情形只能说是更为复杂，除了在各国同样存在的政商两界与广大民众间的冲突外，南北国家之间的深层及固有矛盾，也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得以清晰展现。例如，众所周知的是，以印度、巴西等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曾经对TRIPs协议的制定与内容，提出过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各种观点与提议。

进一步来看，“观念如何影响社会”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这些处于冲突状态的各类观念在“真理”的意义上究竟孰是孰非，毋宁说是现实中的立法经济等实力的“硬碰硬”才最终决定了其中的哪些观念能够脱颖而出，并进而有资格赢得立法上的“合法性”。不难理解的是，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其中的美国，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并不存在如此强大的深刻影响力，那么美国公司所提出的法权观念再如何新奇，恐怕也很难最终转化为现实中的TRIPs协议。当然从实力弱小的一方来看，人们也可以理解，正是因为所谓的“弱国无外交”，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问题上，发达国家所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说，“按我的方式来行事”。[12]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法律就是立法”，大致是可以成立的。[13]接下来，为了在理论上能更准确地“把握”知识产权扩张的法律现象，实有必要深入一步，去探究该扩张背后所存在的相关立法交易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国际立法可谓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就像现实中的其他交易一样，其中同样是充斥着各种复杂多变的“让步与索取”。对这样的真相，作为典型的东方人或是中国人，可能不会或不愿如此直白，但是对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而言，事实的确就是如此，因此也无需更多掩饰。让我们把视线转回到1991年年末至1992年年初的这段敏感时期。由于中国的1989年立法事件的发生，中美关系曾经在一段较长时间内陷入了低谷。直至1991年11月份，美国国务卿贝克尔来到中国，开始了所谓的“破冰之旅”。无疑，这次中美双方高层的重新接触，对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而言，意义非常重大。对于贝克尔国务卿的行事风格，时任中国外长的钱其琛评价为，“他办起外交来，一如经商做买卖。在谈判桌上，他的一句口头禅是，‘让我们来做个交易’”。[14]

具体来看，由于199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各种立法派别相互攻讦加剧，以及在当时与中国缓和双边紧张关系事实上在美国国内并不受欢迎，因此在处理双方都很关注的焦点问题时，美国国内的立法气候对于中国非常不利，尤其是，美国国会看似很有可能会全盘接管对华政策。如果贝克尔的这次访问无功而返，双方关系的发展将愈发困难，并较难预期未来走向。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美方亟需达成某些“看得见”的，同时也属重要议题的双方合意，主要涉及以下三个谈判中心问题，即防止武器扩散、经贸合作以及人权问题等三个议题。经过异常艰苦的谈判，中国政府做出如下承诺：在美国取消对华实施特别301条款的基础上，加大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美取消中止向我国出口卫星等制裁措施的条件下，遵守导弹及相关技术国际控制体系；在坚持不得干涉内政的情况下，通报了一些美国所关注的中国人权问题。而美方也做出积极性承诺，主要涉及取消对中国特别 301条款的实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意取消卫星出口等制裁措施，认真考虑在中美之间设立贸易、经济、科技合作三个委员会，并争取在1992年的适当时候恢复部长级会谈等。事后，中美双方对于贝克尔访华成果的意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www.daowen.com)

虽然在这次谈判中，所涉及的议题广泛，但是美国最为关注的还是双边经贸问题，尤其是处于焦点地位的中方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如果该问题能取得较为明显的甚或是重大的进展，那么至少会为武器扩散、人权等立法问题的渐次解决，留出必要的回旋空间。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解决第一个问题的紧迫程度，可以用“箭在弦上”四字成语来形容。请读者注意以下四个十分关键的“时间”点。贝克尔访华的时间发生在“1911年11月14日至17日”。在其访华结束之后的“1991年11月26日”，于美国结束当年特别301条款调查的当天，国会众议院以409票对21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针对中国的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议案，给总统造成了巨大立法压力。紧接着，中国政府在“1992年1月8日”，派出了一个知识产权谈判代表团，直至17日“凌晨”，才达成了最终的谈判结果，中美之间的第一个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得以签订，如果此规定能得以落实，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水平将实现大幅度的提升。最后，在“1992年2月25日”，美国国会的参议院以59对39票，通过了前述的众议院议案，支持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但是并未达到推翻总统否决票的 2/3的 67票，正是这关键的 8票（67－59），使得布什总统所坚持的对华政策能得以实施，以此为新的契机，中美两国关系才能继续得以维持并向前发展。[15]

值得澄清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时的布什政府，以及之后的克林顿政府，所坚持的对华政策的关键所在究竟是什么？有关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至少可以列为美国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早在 1989年5月，美国政府就一直在与中国政府进行知识产权谈判，能否取得成功，对于美国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布什政府曾经明确表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关注，不会超过相关的知识产权事务。依据学者安守廉的观察，布什政府对1989年中国所发生的“立法风波”关注不够，而是动用了相当程度的外交杠杆，以获得有关中国保护软件的法律承诺。就之后的克林顿政府而言，虽然总统本人最初表示，比其前任更为关注中国的人权与战略问题，但是随着不断强调这两个问题，给美国出口商带来的代价越来越明显，人权问题就被扔到了背后，结果是中美之间最主要的冲突，并非源自立法领域，而是双边贸易问题，尤其是在中国泛滥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16]这清楚地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产权保护在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从上述这个真实的历史“窗口”，并不难得出，有关中国如何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绝非仅是一个法律上自给自足的制度建构问题，也并非仅是一个中国国内各种立法力量的博弈问题，实质上其“首先”是一个中美之间的国际贸易与立法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并深受美国国内立法斗争发展态势的影响。当然，从问题的根源上看，仍然是经济因素起到了最终关键性的作用，概括而言，美国的软件等知识产权利益在中国遭受了严重侵害，亟需中国政府为之提供实质性的保护，而中国的商品出口又离不开美国的大市场，因此必须要能够保住最惠国待遇的基本底线。正是由于中美双方在经济上互有所求，才能够进行必要的国际立法外交交易，并进而实现相应的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度安排。

既然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实质，在于相关的国际立法交易以及更深层次的经济利益互换，而最终能否以及达成如何的交易与“互惠”，显然并非取决于交易者在谈判中的“聪明才智”，而主要是受制于中美双方，彼此各自“有多少牌可以震慑住对方”，从而使对方选择或被迫做出必要的妥协。客观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的几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中国政府所能够打出的好牌，实际上并不是很多。主要是因为，随着二战后的冷战立法格局被打破，不但世界历史进入了重大的转折时期，而且也使得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不确定性骤然增加。在这样的一个立法敏感阶段，冷静地看，中国在对美关系中的筹码并非很多，原因是：在人权问题上，不可能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最惠国待遇问题是中美经济关系的生命线，不可能做出让步；在台湾问题上，由于牵扯到领土主权完整问题，也不存在妥协的空间。因此，中国所剩下的筹码主要是经贸筹码，尤其是具有很大“弹性”的知识产权筹码。[17]更何况，人们一般性的理解是，如果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起来了，中国自身也很有“可能”需要如今美国式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就是说，中国主要是根据更大的国家利益的需要，将国内知识产权扩张保护视为一个筹码，从而维持住中美关系向前发展这样的一个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