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美国学者贝尔的概括，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即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是以采掘业为主，主要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艰苦斗争，创造物质财富的最主要手段是土地和劳动力。工业社会主要是利用各种能源将自然环境转化为技术环境，是人与人为自然展开的斗争，创造物质财富的最主要手段是资本与能源。后工业社会出现了以信息为基础的智力技术，知识成为整个社会的影响“中轴”，斗争的主要形式转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当今的后工业社会中，编码化的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传统的资本与能源，而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财产，就像二百年以前所发生的资本和能源取代土地和劳动力一样。[4]通俗来说，那些居于全球生产链条顶端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当前所提供的产品主要是大量的新的知识或信息，就像它们过去大批量的生产汽车和电视机等工业产品一样，或者说，人们所熟知的大规模的工业化流水线作业，正在逐渐转变为完全不同的知识型生产流程。总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生产模式和比较优势，已经从工业品的生产转向了服务业与知识产权。[5]

具体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出现了“产业升级”的明显过程。在这样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它的传统工业便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生产，从而它的国际贸易结构向着以更高级别的国内产品去交换海外生产的传统工业品的方向过渡。当这一更高级别的国内产品属于知识密集型产品时，就会导致如果不对知识的使用加以限制，那么知识的生产便会因为缺乏激励而停滞，这样便发生了所谓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问题。[6]换句话说，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美国的经济结构以及国际贸易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大宗的出口产品不再是钢材、木材、塑料和传统的工业制成品，既不是从地里长出来，也不在工厂里组装出来，而是诸如米老鼠、麦当劳、神奇的数字技术以及独特的 DNA序列等这些新的知识产品，其不但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例，而且由于其必然要求国际性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不断地引起激烈的国际争议。[7]

随着美国经济发展为后工业社会，或者说步入到知识经济时代，各种日新月异的技术知识，事实上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财富，[8]与此相对应，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企业界甚至将其视为“新经济的货币”。[9]此外，不仅是企业界发现了通过拥有和保护知识产权，可以极大地扩充既有的商业利润，而且美国政府也对新经济的未来充满了乐观，如此，推动知识产权的全球性扩张，显然就成为必要的制度前提。

之所以能得到企业与政府的一致喝彩，主要原因是，作为一种合法的市场垄断权，知识产权不但可以直接给权利人带来经济收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其还可以通过所谓的“与众不同的优势”，以阻止他人与自己开展竞争。[10]或者换个角度来看，企业恰恰是凭借其手中所掌控的知识产权，首先确立了相对于其他人明显的竞争优势，而该优势的最终结果是，知识产权资本为其所有者带来了巨额的净收益。总之，不论是作为一家企业，还是作为一个国家，只要其拥有了相当实力的知识产权，那么说其拥有很强的经济竞争力，或者说其将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简要而言，隐藏在知识产权，如版权和专利权背后的全部理念就是：知识产权严禁公众自由分享信息，它给予信息生产者以实用、复制或销售产品的专有权，因此，知识产权实际上就是信息垄断，它们是今天信息所有制的最主要的形式，如今的信息经济其实就是垄断信息经济，信息垄断在信息部门中创造了高额利润率，使得成功的信息公司能够在比工业界公司更短的时间内积聚起数以百计，甚至是数以亿计的惊人财富。[11](www.daowen.com)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在知识经济中，出现了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知识的边际获取成本因为这一革命而大幅度下降，在很多情形下，甚至实际上降到了“零”。虽然从字面上看，“知识经济”的观点多少有些夸大，因为人们仍然要有食品和硬件等，没有哪个人仅靠知识就可以生活下来，即使是研究人员或者是科学狂人，也概莫能外，但是知识获取成本的加速下降，就像开启了大坝水闸一样，推动了我们时代的知识技术不断进步，不仅是由于互联网这样的单项技术的进步，而是一系列的技术进步，极大地降低了获取知识的成本。[12]就像其他技术一样，信息技术也具有明显的双刃性：一方面，固然可以使得知识创新者，能更为方便、快捷地传播知识产品；但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的大规模“侵权”，也将比前信息技术时代更容易发生，甚至对侵权行为的识别也将变得更为困难。

以版权侵权为例。依据美国市场的知识产权商品计价标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每年都要发布一些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官方数据，其中主要涉及美国的相关知识产权产业因为各国的侵权行为，给美国造成了高达几百亿美元的巨额财产损失，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大量工作岗位的流失，美国企业为应对侵权行为额外支出了多达几亿美元的诉讼成本等。虽然美国的官方数据未必是科学的，明显含有虚高的成分，但是索赔者并不见得都心怀叵测，因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在中国确实非常普遍，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多发。[13]可见，虽然在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下，因知识产权迅速致富的新权力阶层的势力不断扩大，但是他们权力的来源，也正是他们的薄弱环节，即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的复制与传播成本日益低廉，甚至可以少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地步，无疑这同样的惊人，只是从对信息垄断侵蚀的相反的角度。[14]

概括而言，随着美国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并非是停留在是某种重要的资源，或是某种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而是成为了“最”重要的资源。正是这一点，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变成了后资本主义社会，其改变了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它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新的经济动力，尤其是“新的立法”。[15]当然，在这种新的立法中，无疑也包括了围绕着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的各种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立法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