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发现问题、四平八稳的阅读往往质量平平，印象也不深。在专业阅读中我们必然会形成自己的观点理解，多多少少说出与别人、与文本不同的话语，这其实就是一种原初的批判。

必须明确的是，批判不是单纯的否定，否定只可能是批判的一种表现形式，批判的本质更在于对话。对话理论的权威伽达默尔把它定义为一种“视域共享”，就是把“我的视域”与“你的视域”交汇到一个问题上，看看我们看到的东西有什么不同。既然有了不同，那就有了差异，有了批判。当然，这种批判是相互的，对事物和问题的认识就是在这种相互批判中提高和发展的。因为批判的合理存在，我们在阅读和生活中才有了更丰富、更广阔的视域。

批判往往需要质疑，但这种情况下的质疑绝不是简单地提出问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更需要对相应问题进行缜密思考、努力探寻，这才是批判质疑的重心所在。

就专业阅读的批判质疑来说，通常大致有三种方式。

否定性批判质疑：就文本提出的事实或观点、认识与行为取向直接质疑并做出比较明确的否定。这一种大家非常熟悉。

《班主任兵法》“指鹿为马”一节讲述了一件事，一位叫灵灵的学生的80元钱被盗，而有学生反映，一个叫旦旦的学生翻过灵灵的书包，后来看见旦旦买过船模，老师最后为了照顾旦旦的面子，采取别的手法让旦旦给了灵灵80元钱。为此，魏智渊老师做出明确的否定性批判质疑，认为如此手法不得当、不专业、治标不治本。

一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老师会如何处理此事？他当然也会有一个合乎程序的破案的过程，因为此事要破案不难，旦旦买船模的钱从哪里来，很容易查到。这只是一小步，进而他会在不伤害旦旦的前提下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因为他需要知道，旦旦的偷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是属于心理问题吗？那么问题的源头在哪里？是偶然把持不住吗？那如何让他既获得教训又不留下心理阴影？是经常有小偷小摸的行为吗？那应该采取哪些行为来进行控制？或许这种调查就会涉及家访以及与旦旦的交流。[40]

商榷性批判质疑：就文本的事实或观点、认识与行为取向等做出商榷，提出自身不同看法，而其话语姿态一般比较平和审慎，往往留有一定余地。

请看烟台格迈纳尔中学姜萍萍老师在阅读特级教师张大文所著《中学语文教学体系新探》之后撰写的一则笔记。

对语感训练的落实莫过于文体沟通的质疑

张大文老师的《中学语文教学体系新探》是一本很实用的教师用书，其中系统的语文知识和独到的教材解读都让我们眼前一亮，读后获益匪浅。受其深钻细究精神的影响，我也对书中重要观点逐字逐句琢磨起来。细细探究之后，发现对作者的一个观点不敢苟同，即作者在自序中所言，“语感教学……必须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训练，而能落实这种训练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的，莫过于文体沟通了”。

通观全书，作者将语感的训练和文体的沟通分列为两个章节，像“语感训练的落实莫过于文体的沟通”这样的观点，是为了让整本书的各部分联系更紧密，还是作者就是认为二者有“莫过于”的必然联系，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文中呈现的文字看来，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来看语感训练部分。这一部分有七个小节，分别是落实准备工作、积累词语义项、明确词句指向、排除错误干扰、辨析句子意义、概括段落大意、贯通篇章结构。其中涉及的训练有构建知识网络、辨析字形字音、分析词性与感情色彩等。毋庸置疑，这些都是语感训练的有效途径，可是这里可有文体沟通的直接参与？怕是连个影子也找不到。当然，如果说这些是在为文体沟通做准备，也不是说不通的。若真是这样，那么二者的逻辑关系就该倒过来，这样表述：落实文体沟通，莫过于训练学生具备良好的语感。

事实也真的是这样的。以文体沟通部分的第一节“记叙文向议论文的沟通”为例，作者认为：“我们要从记叙文的构思着眼，通过对有关情节的立论，编写议论文的提纲。首要任务是要在完整的故事情节中透视到不同的层次和侧面，从总体上掌握课文的主题思想。”要进行此项文体沟通的训练，没有良好的语感打底，又怎么沟通呢？

至此，我更愿意相信那个“语感训练的落实莫过于文体的沟通”的观点，其实只是作者的笔下误。因为在本书86页，作者就明确指出“文体沟通是语感训练的继续与深化”。这也就等于告诉我们，语感训练的落实自有其法门，那只是起“继续与深化”作用的文体沟通，是不能上升到“莫过于”的重要地位的。那么，在语感训练的落实中，能起到“莫过于”这样重要地位的，究竟是什么呢？

个人认为，从事一线教学的语文教师，无论是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还是观察学生的成长过程，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语感的获得是从大量阅读起步，反映在文质兼美的习作中。这期间，若能得到教师有益的引领，更能促进其成长。而那个颇具难度的文体沟通，应该是在已经具备了良好语感的基础上进行的。当然，文体沟通也可以促进语感训练，但是却不是落实其训练的必要过程，更无法论及“莫过于”的重要地位了。

姜老师认为张大文老师“语感训练的落实莫过于文体的沟通”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根据后文具体论述与这一观点立论存在的矛盾认为这很可能是作者的笔下误。与此同时，姜老师又结合教学实践对语感训练的主要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观察思考，前前后后的分析表达，可以说审慎而中肯。

补充性批判质疑：就文本提出的事实或观点、认识与行为取向做出补充，肯定或部分肯定原有观点事实，在其前提和基础之上对原有表述评述不到位、不全面、有遗漏的地方另做补充评述，以为完善。

下面请看原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屠岸先生针对笔者一篇文章所涉文学常识的补充分析。

“绝唱”不是“绝句” [41]

《咬文嚼字》2010 年第8期孙贞锴文指出《南国早报》2009年12月21 日一文有误，这是对的，苏轼在写那首《水调歌头》时， 确实还没有“东坡居士”这个号。但孙文忽略了另外一个错，请看《南国早报》的原文：苏轼“在一个中秋之夜，他喝醉了，写下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千古绝句”，把《水调歌头》称作“千古绝句”，这是站不住的。

“绝句”是个专门名词，指古诗中近体诗的一种体裁。一首绝句由四句组成，有一定的韵式和平仄安排要求。每句五字的叫五言绝句，简称五绝；每句七字的叫七言绝句，简称七绝。苏轼的《水调歌头》是词，又名长短句。词有多种词牌，“水调歌头”是其中的一种，它怎么可以与“绝句”混同呢？ 作者想说的，可能是“绝唱”，而不是“绝句”。“绝唱”指诗文创作的最高造诣，成语“千古绝唱”即此意。苏轼的《水调歌头》，被称为“千古绝唱”是适宜的。可惜，错了一个字，变成“千古绝句”，便张冠李戴了，贵刊编辑也疏忽了吧？

屠岸先生肯定了笔者论述中的正确观点，同时结合有关文学知识对笔者论述做出补充，进一步矫正相应表述存在的偏差。(www.daowen.com)

批判质疑的前提是对文本及其问题有深入把握，这样才能找准批判质疑的方向，至于所采取何等方式，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原文存在明显的事实性、知识性等方面偏误，研究者本身掌握了充分可靠的证据、认为有澄清的必要，那么可以考虑采取否定性批判质疑方式陈述相应思考。

▲如果原文对某一问题虽然做出一定思考，但在认识问题的视角上有所欠缺或遗漏，或者对相关问题的一些细节未有涉及、涉及很少，甚至有所忽略、回避，而你的阅读发现恰恰基于上述节点，那么，一般可以采取补充性批判质疑方式进行。

▲对原文之观点问题虽然存有不同看法且具备一定理据，但考虑到可能存在的争议及其他因素——只是想表明一己之见，提出一种意见，这种情态下，一般选取商榷性批判质疑方式比较合适。这种方式下的言辞、思考往往更为辩证。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再好的作品也不免偏误或疏漏，对所读作品征引数据、陈述事实的精确翔实程度加以考核，对所表达的观点思考进行探究辨析，这样的阅读往往会留下更深印象。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涉及具体的观点取向、带有更大的主观评判意味时，一定要谨慎运用否定性批判质疑方式。这时候，更不能把批判质疑搞成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一些报刊针对某些教育教学问题列出某些专家学者针锋相对的互唱反调，纵然吸引了眼球，制造了纷争效应，但也容易造成单极思维。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对教育教学实践与研究来说未必是一种好的导向。

慎用、少用否定性批判质疑，绝不代表要由此含混其词模棱两可，相反，在表述上更求严谨。

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指出，读者要对“知识上的不同”与“观点上的不同”做出区分，在提出不同意见时一定要找到理论基础：“一本书不可能所有的内容都是知识不足或知识有误。一本书也不可能全部都不合理。而要做出这样评论的读者，除了要能精确地指认作者的问题之外，还要能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论点才行。他要为自己所说的话提出理由来。”[42]也就是说，批判质疑必须有的放矢，绝不能为批判而批判，为质疑而质疑。我们认识和研究问题都应尽量从容客观，不管采取哪种方式与他人讨论，都不可采取简单的敌对立场。反过来说，如果作品出自自我，也大可不必由此抵触质疑、反对意见，而要虚心听取，反思自我表述是否存在偏误，由此做出必要的修订、改进。

当然，三种方式的界定只是相对而言，很多情况下可能还有多种方式的交错，无法完全区分界定就是哪一种。再看笔者阅读《万历十五年》时撰写的一则笔记。

别让“同情”遮蔽“实情”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被誉为一部经典力作，对万历皇帝的分析提供了新视角，让读者感受到“皇帝”背后的复杂，诚如美国司徒琳教授在《南明史》中所言，“此书对万历皇帝做了异乎寻常的同情刻画，不过并没完全回避万历帝所引起的问题”。

此书对万历朝所呈现或隐含的危机是有所认识、解剖的，读者对此多有感知。与此同时，在“道德胜于技术”、伦理压倒法治的立论下，此书确实把对万历帝的同情过度放大，甚至会让一些对相应历史不甚了解的读者形成误解，以为万历帝本想大有所为而被束缚了手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兹略举一二为证。

首先，黄先生认为，为什么万历没有坚持废长立幼，“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黄先生还认为立长不立幼只是传统习惯而不是强制法规，并以朱棣“清君侧”夺得侄儿皇权、根本不考虑其二哥三哥优先继承权而自行登基作为例证。对此，必须指出的是，万历帝意欲废长立幼的目的不是举贤任能，不是他在立储上要有什么创新，而是出于一己偏爱：因为宠爱颇合己意的郑贵妃，故欲立其子朱常洵。

立长不立幼确实只是传统习惯而不是强制法规，而且皇帝如果坚持变更，也确实会找出种种借口与办法达到目的，史上确有先例，但书中列举朱棣之例则不足为据。朱棣“清君侧”只是一个招幌，目的就是篡权，怎么可能考虑他前面的兄弟呢？尽管有前朝和本朝反例在先，但嫡长子继承制仍有其历史惯性。朱棣靖难时多次濒临危机，在次子朱高煦力战之下方转危为安，朝廷议定立储时，一些大臣提出拥立高煦为太子，朱棣虽一度难以决断，最终还是以世子高炽仁贤、乃太祖所立、高煦过失太多为由否决。永乐二年，终立高炽为皇太子，封为藩王的高煦久有夺嫡之心，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所以，黄先生的说法未免牵强，倒过来说，如果万历顺利实现废长立幼、废后换储，难道就是“以法律治天下臣民”吗？

其次，黄先生认为“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做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做辩护，他是很有胜诉可能的”。同时，黄先生认为，当时的文官已形成一股强大力量，皇帝无法彰显其个人意志，当“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渐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这一说法在笔者看来，有以今论古之嫌，即拿着后来人的认识（法治为先）来评判历史，甚至回避了当时的背景及其复杂因素。

我们在今天看到了历史的发展，但是不能由此简单地检验当年（明朝）原初的历史规划与走向。张居正也好，申行时也罢，李贽等等也罢，当年对于他们来说，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却是要在充满不确定的未来勾勒中去描绘其面对的情景。所以，站在今天读史观史，应该对古人所处的特定环境、遭遇有一定的理解。历史是一个浑厚的流程，一个构想包括一个已然成为后世看得清楚的公论可能在当年受制于各种因素根本就难以认清，更遑论推进落实了。因此，我们不能在后世的公论与历史发展的走向、结局之间画一条直线并由此论定因果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看，黄先生的这本书是在借助和截取特定史料表达其政治观点的一部著作，带有“借史还魂”的意味。实际的历史却是——万历帝虽三十年不上朝、沉浸于享乐，但一直牢牢操持权柄，然弄权有术治国无方，终其一朝“灾异叠见，史不胜纪，而修省之诏亦时时屡下”，与此相对的却是“漫无良策”（《明通鉴》），除了下诏、做反省的表面文章之外鲜有其他应对要略。更有甚者，万历帝亲手破坏张居正变法成果，以疯狂的掠夺破坏国家机器的运转，激起各地民变、反矿监抗税运动，群臣屡谏而终无收敛，直接导致明朝后期危机的严重加剧。如果说因为立太子未能如愿、遭受文官阻挠而“消极怠工”之根源在于没有“法治”的话，我想说的是，假设穿越了历史隧道，摆在万历面前的是厉行法治的话，他所意欲释放的任性岂不会受到更大约束？

在万历一朝，更有大批官员因上疏言事而被贬黜。对一些臣子的劝谏之言，万历动辄摆出的借口就是“讪君卖直”“沽名钓誉”，黄先生认为万历此说有其道理。作为一种见解未尝不可。但是，笔者在读明史相关记述时，不禁在想：难道沽名钓誉之徒，都被万历遇上了？一个典型的反例是，在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对执掌东厂、牵头弹劾冯保与张居正，其后专横跋扈、屡遭大臣弹劾的太监张鲸却不予问罪着力保护，对弹劾张鲸的李沂则予以廷杖且永不叙用。虽然万历朝也曾表彰过海瑞这样的忠贞之士，安抚过一些上书直谏的臣子，但总体看，万历纳少拒多，其频频坚拒乃至严惩诸多臣下的背后——主要目的还在于强化一己集权、排除异端思想。

反观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且不说没有什么新元素的创造，即使面对旧有体制，也可以说是破坏着其中的良性因素。

如此等等，足以证明，黄先生从一隅窥察万历帝，对其“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同情”固有可能成立乃至可以成立的因素，但个中认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作为读者，尚须保持批判的认识与思考。

在此，笔者针对《万历十五年》对万历帝“表示出的异乎寻常的同情”，在一定程度认同其提供了分析研究的新视角，同时对其中一些论点及其论据提出否定（万历缘何未能坚持废长立幼），又补充本书未能提及的重要史实，从而提醒读者不要因为读了一本视角新颖的《万历十五年》就误以为万历确实非常值得同情。之所以可能产生这样的阅读错觉，和书中一些观点认识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在部分肯定其合理性的同时，还要保持必要的商榷姿态。以上批判质疑，其实有着上述多种方式的交融。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选择何等方式，而在于努力做到有理有据、尺度得当、恰如其分。

需要补充的是，有人可能会因秉持“多建设少批判”的原则而对批判质疑有所抵触。其实，真正的批判质疑，第一步需要的是看出问题、看准问题，这本身也是一种建设，一种批判性建设。当然，如果能结合实际把这种批判质疑向前推进，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思考、建议、方案等，无疑是一种更理想的情态。但是，它又需要具备很高的素养与能力，离不开更广阔的智力背景、更深厚的阅读积淀、更丰富的社会体验、更资深的实践历练。所以，我更愿意把专业阅读中的“多建设少批判”理解为一种严肃、审慎的态度：既不可把盲目率意的挑刺视同批判质疑，也无须抵触必要的理性的批判质疑，更不可以此陷入回避批判、坐井观天的自我封闭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