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的这种人类解放理论，在中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中国每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都以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为指导，将它与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对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展开了孜孜不倦的探索，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人类解放的道路。这为推进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节 毛泽东对于人类解放的追求

一、毛泽东追求人类解放的社会历史背景

从大时代背景来说，毛泽东身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下。在当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与政治上对本国人民予以残酷剥削和压迫，同时也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扩张，这就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反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与战争便成为时代的主题，争取广大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各个被侵略民族的解放，成为当时进步阶级与各民族国家重要的历史任务。

从中国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对全世界各个角落展开侵略和掠夺时，中国也未能幸免。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就用洋枪洋炮强行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由此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因被帝国主义列强奴役、掠夺和剥削，而陷入水深火热的悲惨状态。

当时的中国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和解放，开展了各种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这些运动先后出现，并尝试了农民阶级的均分田、扫清灭洋、地主阶级的改革自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等各种救国方案。

但是，这些救亡图存的努力并没有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相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加剧，中华民族的危机变得愈加深重。特别是在与西方国家签署了《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变得更加恶劣。中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挽救民族的危亡、实现中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成为一项极其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面对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实现民族解放这个重大历史问题，毛泽东的人类解放理论应运而生了，它成功地解决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新的时代课题。

毛泽东对人类解放的追求，从理论背景来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以李大钊为首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些人希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塑造和引导中国的无产阶级，使他们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与民族富强。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和瞿秋白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试图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审视中国的现实，寻找实现救亡图存的新出路。这些人积极广泛地传播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较好地对中国民众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蒙。他们推崇个人的自由与发展，并认为要想实现个人的自由与发展，就要首先依靠阶级的力量或集体的力量，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

他们指出，个人的自由与社会秩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原本就是须臾不可分的东西”；自由和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精神；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根本途径就是对经济关系进行变革，要想得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就要打倒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与自身解放的主体力量；要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等等。

总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他们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制度、现实途径、主体力量、实现方式等方面，对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他们所提出的观点与主张，为毛泽东探索并最终完成救国救民历史任务，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二、毛泽东关于人的思考

对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理解，是解决人的解放问题的理论前提。从古至今，人们对此问题都予以了思考，并得出了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性和人的本质这两个概念，既存在着关联又具有区别。人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属性。也就是说，人性所指的是人之为人的属性。

人首先是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而存在的，因此具有与其他动物相同的自然属性，即吃、喝与繁衍后代等本能。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人作为自然物的存在物之一，就要满足自身的自然欲望和物质要求，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对此，他曾经指出，吃饭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出发，就会得出人类应该如何生活的结论，从而想出一个最容易的方法去解决经济问题，而后才能追求每个人的理想。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警告资本家，要给工人食物让他们生存下去。在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也反复提醒全党，应对经济工作予以重视，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解决群众的吃穿住、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和婚姻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而不能讲一些空话。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经济建设，他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尽管违背了社会的发展规律，但其出发点却是为了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

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社会属性，是指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性。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人具有社会属性，才使人超越了动物而被称之为人。对此，毛泽东认为，人虽然是从猴子变来的，因此与动物有着亲密关系，但是，人首先是社会的存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不是人的特性，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就在于人的社会性。因此，人是社会的动物。

在人的社会性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人的生产劳动性。他认为，要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去把握人性。对此，毛泽东指出，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人的基本特性表现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

毛泽东还对人的社会关系予以了强调。他指出，人总是在劳动的过程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人不是离群索居的，而是社会当中的一员。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性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因此，要从社会关系，即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中，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人来加以区分。

基于人性具有历史性的特点，毛泽东认为，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性成为人的社会性的突出表现。他就此说道，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超阶级的人性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对阶级社会中人的其他人性并没有否定，而是强调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人的社会性的决定性内容，人性的其他方面都会被深深地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探究人的阶级性的最终目的，是为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便为革命奠定基础。由于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大众就是特指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虽然他们的具体利益不尽相同，但在现实社会中，他们都处于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状态，他们是中国革命要动员的一个群体，要用他们的力量来反对、消灭地主资产阶级。所以，他主张重视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

人的精神属性，是从人的意识、理性、思维、情感、意志等方面来说的。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才使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毛泽东对这一观点予以了继承和发展。在他看来，人具有感情、记忆、推理能力，人有高级精神现象，并认为正是由于这种高级精神现象存在，构成了人的主观世界，从而使人具备了不同于动物的主观能动性或自觉能动性，即人具有能动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能力和特性。

对于人所特有的这种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是重视的。对此，他指出，一切事情都是要人去做的，没有人做，就不可能有成功和胜利，而做就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在革命战争中，他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了我们能够最终赢得战争的可贵的主观条件。

在毛泽东看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是会受到客观规律和条件的限制的。尊重客观规律和考虑客观条件，是获得正确有效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如在战争中，他认为，军事家只能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是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面的，凭借着这个舞台，他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

综上所述，在毛泽东那里，人性包含了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等多个方面。社会性与自觉能动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和人的基本特性。正是以此为根据，毛泽东提出了要从社会革命和建设等方面促进人的发展。

除了对于人性进行研究，毛泽东还探索了人的价值。对于人的价值，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认为，人的价值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从社会活动领域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功利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从社会层次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个人价值、群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从价值角色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目的价值、工具或手段价值等。

在毛泽东看来，人是最可宝贵的，人的价值高于其他一切物的价值。在大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损失较大的局面下，毛泽东指出，我们还有留下的宝贝，这个宝贝不是金，不是银，然而它比金银还贵重，这个宝贝就是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依然坚持这种看法，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

对于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毛泽东展开了具体的探讨。他非常看重人民和集体的价值，认为在群众和集体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与力量。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对此，他说道，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世界上本来90%的人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

毛泽东还着重强调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群众中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精神财富创造起到的巨大作用。他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干不成大事业。要形成坚实的力量，就必须把文的战线和武的战线、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枪杆子跟笔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都好办了。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人民群众的集体价值，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认为，人民作为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他指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正是由于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作用，毛泽东才把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看成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反复强调，农民是中国最大的革命派，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除了农民，在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人士也属于人民群众；在建设时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等同样属于人民群众。他还指出，人民和集体的价值高于一切，并提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www.daowen.com)

对于一个人价值的大小，毛泽东认为，应根据个人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思想政治进步、道德提升的程度即对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大小来衡量。毛泽东把判断人的价值标准分为功利标准与伦理标准两种类型。

其中，功利标准又可以分为社会政治标准与经济发展标准两种类型。社会政治标准，是从一个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社会进步和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大小来判定的。经济发展标准，是否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来判定的，它是衡量个人、团体价值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

而伦理标准，指的是道德标准。毛泽东认为，无形的美德、高尚的心性品格、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等，这些崇高的道德思想和行为，对社会进步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他在评价张思德、雷锋、白求恩、刘胡兰时，所使用的就是伦理道德标准。相比较而言，人的道德贡献具有更高的价值。对此，毛泽东说道，一个人之所以有价值，不仅在于他创造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进步的物质财富，更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义务感，并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和他人工作，即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毛泽东指出，人只有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形式，才能使自己的价值得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和进步程度，决定着人的价值的实现程度。人的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应符合历史发展条件和方向。在人的价值目标确立后，还要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这是人的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毛泽东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他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成就了人生的巨大价值。

此外，对于人的自由与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也进行了思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毛泽东是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来探索自由的。他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自由的实现是以必然为基础的。人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才有自由的活动。

但是，认识必然只是人获得自由的前提，它并不能自动地使自由得以实现。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遵循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人们才能真正地获得自由。在社会领域中，人如果想要获得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在自然领域中，人如果想要获得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

三、中国革命及其所实现的人的解放

毛泽东对人的关注和思考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没有自由。毛泽东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因此，要进行中国革命，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

我们首先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将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对此，毛泽东指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并存的条件下，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中国人民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压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于是，争取自由与平等，通过革命斗争使中国人民获得自由解放，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历史重任。

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追求和争取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是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来说的。众所周知，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摆脱出来，实现了国家独立。

反对封建专制，是针对当时中国人民所受的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禁锢来说的。在这种封建制度下，封建统治者用封建迷信思想对劳动人民进行奴役，农民受到地主阶级的严酷剥削。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针对当时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来说的。这些官僚资本主义，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政权，来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榨。对此，毛泽东指出，当时，对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等争取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在一切蒋介石的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毛泽东以他关于人的思考为理论依据，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人的解放运动，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应采用俄国式的方法，即暴力革命的方法（武装斗争的形式），来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权，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那么革命的主体力量是谁呢？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表明，中国的革命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起来斗争，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

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无论是从经济条件上还是武器装备上来看，都要远远强过中国工农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革命想要获取胜利，就必须找到自己的优势，与外来侵略势力与国内反动势力抗衡。中国人口4/5的兵和民，就是我们的优势。由此，毛泽东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观点。他认为，武器虽然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它并不是决定因素，而人才是决定因素。战争威力的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毛泽东反对单纯的武器决定论，他主张发动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

发动人民群众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具备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外，还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主力军。

对此，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并且是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苦大仇深的农民，作为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所以，工人和农民阶级，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力量。

正是在此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用武装夺取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这是中国人民在实现人的解放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使中国人民获得政治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紧接着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对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进行改变，这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又一个重大举措。

实际上，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这种对经济关系的变革，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这个纲领中，提出了节制资本、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等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把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是一样时刻不可缺少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同时，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下，毛泽东展开了变革生产关系、建立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在三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使得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第一次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除了改变经济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还提出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观点。社会主义新人，是指能够满足社会发展对人的各方面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这种社会主义新人，是又红又专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多面手。

又红又专，是党对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对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作出过思考。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全党的干部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所谓红，是指政治方向要坚定正确。所谓专，是指业务专业技能要过硬。这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政治与技术结果就产生共产主义。对此，他说道，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不管是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还是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这就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要做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光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和技术，光有专也不行，还要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主要是毛泽东对青年学生提出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青年学生看成是国家的未来与民族的希望，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在他们身上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他非常重视对青年的培养与教育，并把德育、智育、体育当作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三个基本方面。他指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德育、智育和体育中，对于德育的培养最为重要。毛泽东认为德育能够起到塑造人的灵魂的作用。他要求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在政治上要有所进步。

智育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渠道，这是通过教育实现的。毛泽东对青少年学生学习文化知识极其看重，他要求青年学生以学习为主，把学习搞好，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

毛泽东对体育也非常重视，强调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他认为，体育是德育和智育的基础，“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如果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就必然会影响理想的实现和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他多次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看法，建议教育者应该把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现实途径。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基本原理为理论依据，主张通过教育和劳动、知识和实际相结合的途径，来塑造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总之，毛泽东根据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解放追求的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解放人、发展人的中国人的解放思想，并对此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虽然毛泽东在此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仍然为探索中国的自由和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