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的阅读活动

1.“劝学”与阅读

从宏观角度看，阅读也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都与人们的阅读紧密相关。而从微观层面上看，阅读属于个人行为，无论是提高个人的修养和精神境界，还是在读书中找到“黄金屋”和“颜如玉”，阅读对于个体而言都是有益的。所以在我国古代，无论是帝王还是著名的知识分子，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倡导人们进行阅读和学习，其中又以他们的“劝学”言论为典型代表。

（1）帝王的“劝学”

在我国的阅读史上，封建帝王——特别是注重“文治”的统治者，对阅读、学习的倡导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今人的著作中对这方面的内容较少提及，但也不应忽视历代皇帝对古代阅读活动的影响。注重文化建设的帝王，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积极倡导读书学习。

中华民族“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一定程度上与历代皇帝积极倡导读书学习分不开。如宋真宗，除了那篇妇孺皆知的《劝学文·六经勤向窗前读》以外，还有一篇《劝学谕》：为学好，不学不好。学者如禾如稻，不学如蒿如草。如禾如稻兮，国之精粮，世之大宝；如蒿如草兮，耕者憎嫌，锄者烦恼。他日面墙，悔之已老。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力，从国家层面促进了阅读活动的发展。

（2）知识分子的“劝学”

如果说历代帝王的“劝学”是从宏观角度勉励人们读书学习的话，那么对于个体来讲，阅读终归是个人行为，与个人利益无不相关，若无法影响个人利益，想必任谁如何提倡，也很难真正推广开来。所以古代贤哲多能从切身利益出发，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认为，认真研读诗书是非常必要的，《论语·阳货》有云：“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是说，即使具有“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刚”等优良品性，如果不能“好学”——主要指研读“六经”，则难免形成“愚”“荡”“贼”“绞”“乱”“狂”的六蔽。

2.官方与民间的阅读活动

（1）统治阶级的阅读活动

我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和达官贵族，凭借其权势和地位，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因为皇权世袭和世卿世禄等，其身上承载着延续统治的使命，故而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同时在拥有书籍的数量和阅读的条件方面，较之普通人也有着显著的优越性，从而形成“官守其书”“学在官府”的局面。官方藏书机构的建设和曝书会是统治阶级从事的与书籍、阅读相关的主要活动，其中又以清朝七大藏书阁和宋代馆阁曝书会为代表。

（2）民间的阅读活动

春秋时期，以孔子等为代表的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通过大量的文化活动将“学在民间”的理念传播到寻常百姓家，普通平民也开始拥有读书学习的权利，这是我国阅读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其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诞生使图书变得容易获得，私人藏书也开始发展起来，历经唐宋时期的文化兴盛，最后在清朝达到鼎盛，其中，以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归安陆氏醑宋楼这“晚清四大藏书楼”最负盛名。四大藏书楼的主人多为书香世家，喜爱读书，好收藏古籍善本，并且十分注重藏书的保护和传承，虽历经战乱，但还是千方百计使大部分藏书流传至今，很多存于后来的图书馆中。在利用方面，除海源阁奉行“关门主义”外，其他三家均不同程度地对外开放，著名学者甚至普通百姓，都可在书楼内饱览群书，同时他们还提供代钞、刻书、影印等服务，使这些复本广为传布，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众阅读活动的发展，无形中使阅读得到了推广。

（二）中国近现代阅读推广

1.民国时期的阅读推广

民国时期的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社会变革与战争动荡之中，由于社会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影响，文化事业的发展也相对缓慢。但新文化运动还是为普通民众进行读书学习、接受教育打开了一扇大门，媒体、图书馆及社会各界也都在积极倡导和推动着国民阅读，并开展了一系列的阅读推广活动。

（1）社会媒体的阅读推广

新文化运动使人们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普通大众特别是底层民众也迫切想通过书籍、报纸和杂志等来了解新知识、新思想。此时，以报纸为主的全国众多社会媒体皆以改善社会读书风气为己任，成为阅读推广的重要阵地。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是我国近现代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其《文学周刊》和《图书副刊》都刊载与文学阅读和书评有关的内容。特别是1933年9月28日创立的《图书副刊》（向达主编），主要收录中外图书之介绍批评以及学术界消息，设《书评》《新书介绍》《出版界消息》等栏目。

同时期的另一有影响力的大报，开我国现代报纸之先河的《申报》也非常重视国民阅读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其副刊《自由谈》于1911年8月24日创刊，1949年5月停刊（出版了39年），除刊登最受欢迎的每天一篇针对时局形势、社会风尚而写的议论性杂感外，还有散文、随笔、游记、速写、小考证、读书记、文艺评论、科学小品和短篇翻译等文章。1932年12月1日，申报还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李公朴任馆长，面向上海广大学徒、店员、工人、职员和青年学生服务。申报流通图书馆不仅借书给人看，还指导人读书，帮助人读书，邀请民主进步人士对读者在读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其他的一些报纸也以传播图书出版新闻、提升社会读书风气为己任。如1938年1月创刊的《文汇报》，在创刊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于1938年5月8日《世纪风》文艺副刊出版了《书评专刊》（共出版9期，至1938年7月3日）。在其停刊的告别词中，郑振铎先生郑重告白是“暂行停刊”，并宣称“将为或将扩大篇幅，单独出版，以对于读者有较大的贡献”。由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于1942年9月21日推出了《书评专页》，为新华副刊的专刊之一，两周一刊，它宣称“我们正处于一个灿烂的新文化时代的前期，正在为新中国的文化而努力。”除报纸外，当时的不少综合或文艺刊物，如《新月》《新潮》等刊物都曾设有《书报春秋》《名著介绍专号》的专门书评栏目。(www.daowen.com)

（2）图书馆的阅读推广

图书馆作为普及文化、进行社会教育的先锋阵地，在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就被纳入国民教育行政体系之中，分属社会教育司管辖。1915年，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图书馆规程》和《通俗图书馆规程》，相关法规的出台使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了律法保障，也有利于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民国时期部分图书馆设立了推广部，负责图书馆的宣传推广服务，如浙江省立图书馆、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在工作内容上，主要以进行知识普及、识字教育、读者指导与教育等活动为主。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解脱出来的普通民众面对一个新的社会历史时期，迫切需要文化知识的给养，特别是普及性的知识，所以这时的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方面，都以通俗易懂的书籍为主。

在推广方式上，民国的图书馆主要通过各式宣传、读者活动、其他延伸服务等来进行阅读的推广。图书馆宣传阅读、宣传自我的方式较为丰富，通过开办展览、树立广告标语、利用媒体等吸引人们走进图书馆，了解图书，进而阅读图书馆之所藏图书。如1936年3月30日，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为了激发读者兴趣，利用春假期间，开展梅展七日；194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上海市立图书馆举行了“总理文献展览会”，收集文献一百多种，来馆参观者甚多；1947年2月10日，上海市立图书馆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办中西文美术图片展览会，陈列西文图书一百三十一册，中日文图书六百四十册，挂图一百三十七幅。还有一些图书馆也举办过类似展览，以激发人们到馆兴趣。图书馆还通过广播电台、报纸等社会媒体宣传所藏之图书。出版自有刊物也是图书馆进行阅读推广的宣传方式，如上海通信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分别出版了《上海通信图书月报》和《读书月刊》，以新书通报、图书评价和阅读指导为主要内容，便于读者了解图书馆的动态和新书报刊的情况，从而做出适当的阅读选择。

在开展读者活动方面，安徽省立图书馆成立了中学生读书会和儿童读书会，定期组织读书报告、问题讨论、专题研究、学术演讲、常识讲话、演说练习等活动，培养中学生和儿童的阅读兴趣。浙江省市立儿童图书馆为鼓励儿童读者学习国学，还举行了国学故事演讲比赛。另外，浙江省立图书馆在1933—1934年间，共举办了17次讲座，主讲人除了馆长等馆内人员，还邀请各界专家学者，为读者进行内容丰富的讲座。在其他延伸服务方面，民国的图书馆通过设立分馆、图书流通处、代办处、阅览所、巡回文库^[7]等措施，将图书馆的服务范围进行扩展和深入，便于民众借阅图书的同时也营造了更浓厚的读书氛围。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阅读推广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阅读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全国的图书出版量极其有限，仅凭有限的报纸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了解党的新政策、科学文化新知识等的强烈愿望。而由于多方面原因，农村更是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文盲，亟须在政府的指导下开展“扫盲”。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阅读推广，有着显而易见的政治文化色彩倾向。

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人民迫切需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的治国指导思想和各项政策方针；另一方面共产党也需要对广大干部进行理论培养，让人民群众了解党的政策方针，所以在这一时期，通过整合改革旧的出版机构，党和人民政府组织出版了一大批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图书。

由于政治氛围等因素的影响，红色文学和苏联文学成为那一时期人们阅读的主要文学作品，也是各宣传部门、媒体着重推广的书籍读物。特别是那些对社会主义满怀信心、抱有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们，对几部当时著名的红色文学小说如《红旗谱》《林海雪原》《苦菜花》《青春之歌》《红日》等，几乎是人手一册。表现土改和革命题材的作品也是广为传播，如《暴风骤雨》《白毛女》《红岩》《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很多还被拍成了“样板戏”，颇受群众的欢迎。这一时期，我国在各个领域都学习“苏联老大哥”，苏联的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几乎占据了国内的外国文学出版物的全部。

（2）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阅读推广

“文革”结束后，人们长期被压抑的读书欲望如火山岩浆般喷发了出来。高考的恢复、出版的解禁，让每个人都迫切地希望通过读书来快速了解我们这个世界，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有很多是“文革”时期的知青，经历了无书可读的十年后，他们的阅读欲望最为强烈，那时大学里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大家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很多同学下课后或参加完活动后都是匆匆跑去图书馆。北大书店会赶印一些外国经典名著，虽然印刷质量不好，但新书一到，同学们就奔走相告，图书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当时的出版业才刚刚恢复，出版能力还十分有限，无法满足人民大量的阅读需求，印刷好的图书一经发行，人们往往会在书店门口排起长龙等待购买。那一时期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全民阅读”，并且还出现了“文学热”“思想热”“武侠言情热”等不同种类图书的阅读热潮。

1982年的上海，出现了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推广活动——“振兴中华”读书活动。这项活动由上海市总工会、解放日报社、团市委、市出版局共同筹划，面向上海庞大的工人读者群体，同时还成立了上海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1983年，“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经验开始在全国推广，形成了长达5年的以“振兴中华”为主旨的群众性读书活动。活动覆盖面广，仅在1983年这一年，即覆盖了29个省、市、自治区。参与群众的数量也逐年增加，1983年有大约1000万名群众参加，1984年参加人数达到了3000万人。活动形式丰富多彩，有演讲、征文、知识竞赛、专题讨论、读书诗会、读书联谊会等。随着活动的不断开展，读书的内容也呈现多元化，除了一般的文学作品外，还包含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等领域。各地还组建读书小组，成立各种类型的读书研究组织，如读书理论小组、文学社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带动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重心似乎转移到了市场经济当中，“下海”经商成了很多人的选择，人们的读书热情有所降温，社会的阅读氛围进入了一个短暂的低潮。当然，这短暂的低潮也难以阻挡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国性的全民阅读推广工作。

（3）蓬勃发展的阅读推广时期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在各个领域正快速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经济要发展、文化更要繁荣的时代要求下，人们纷纷意识到了提高文化素养的重要性，对于国民而言，一个重要且方便的途径就是读书学习，同时我国开始从国家层面进行大规模的阅读推广工作。

从1988年起，我国文化部规定将每年5月的最后一周作为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图书馆作为阅读推广的主要阵地又重新担负起自身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图书馆界首次开展的同一时段内、集中性的活动，以推广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引导大众了解图书馆、利用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每年在各地都有不同的主题活动，活动形式包括各种展览、座谈会、征文、演讲比赛等文化活动，还有流动图书车等书籍流通服务，以及信息发布会、信息知识讲座、专题业务咨询等活动。

如果说“服务宣传周”还只是以推广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为目的话，那么国家政策层面上的、完整意义的全民阅读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知识工程”开始的。199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发起了“知识工程”，这项社会文化系统工程在广西民众中掀起了读书藏书的热潮，推动了各级公共图书馆特别是乡镇图书馆的发展。鉴于广西地区所取得的成果，1997年1月，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将广西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提出实施“以发展图书馆事业为手段，以倡导读书、传播知识、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为目的”的“知识工程”，由中宣部与文化部牵头，具体由文化部图书馆司操作。这标志着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上升到了国家文化政策的层面。同时，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开始逐步确立主导地位，从阅读推广的参与者向引导者转变。2000年，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将每年的12月定为“全民读书月”，作为“知识工程”的一个重大项目，此活动以文化企事业单位为主力军，旨在“营造全民读书、终身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首届“全民读书月”就包含了多种丰富的活动，评选“读者喜爱的图书馆”“全国优秀读书家庭”“科技读书示范户”，动员号召每人“买一本书，读一本书，向西部送一本书”，以图书馆、出版社、新华书店为主要场所开展如书展、读书报告会、朗诵会、知识培训、名家讲座等一系列文化活动。2003年12月开展第四届“全民读书月”时，这项活动正式交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实施，并且每年公示一次“知识工程推荐书目”，作为“中国图书馆全民阅读推荐书目”向业内外推广。“知识工程”项目在2010年结束，在项目开展的10余年间，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有了初步的进展，图书馆也将阅读推广从一个非独立的业务逐步演变成一个专门的、有一定理论支撑的独立业务。

从2006年开始，我国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并且逐步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2006年4月，为了建设“书香中国”，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教育部等十一个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并在接下来的四年连续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通知或行动计划，倡导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多读书、读好书”的全民阅读活动。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全民健身活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作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之一；2013年全民阅读立法列入国家立法计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开始拟议；2014年、2015年，“全民阅读”连续被列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2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征求意见稿，关于全民阅读的第一个国家层面的法律性文件正式出台，促进全民阅读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学习型社会”；2019年推动全民阅读第六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读者出版集团时强调，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中提出要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这些政策和举措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于持续推进全民阅读的高度重视，对于倡导全民阅读，实现建设书香中国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