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主要有4种，即缴费确定型、待遇确定型、积累制及现收现付制。对这4种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比较主要集中在对制度本身有效性及内部参数合理性的研究。Farrell和Shoag（2015）关于待遇确定型与待遇非确定型计划对养老基金的影响进行研究。作者基于全国性关于待遇确定型与待遇非确定型的调查数据和来自佛罗里达州地区个人投资者的调查数据，对公共部门参与者如何影响资产分配、管理费用、投资效果以及个人与总体水平的均衡进行分析。最后发现，除了待遇确定型计划对替代投资具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待遇确定型和待遇非确定型计划对资产情境、资产收益、资产费用的差异很小。Clark（2016）等则对犹他州从传统待遇确定型计划脱离出来后，员工缴费积极性、员工离职行为进行分析，认为养老体系的改革不应仅考虑成本问题，对员工反映也应考虑。蒋云赟（2013）通过代际模型，对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提出相关建议。当前，我国政府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支持力度较弱，相关责任界定不够完善，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健全。随着人口结构、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受到了新的挑战。由于家庭规模的变小、生活方式的变化改变了对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同时老龄化加重了家庭养老的负担。目前，社会养老的需求远大于供给，养老体系的发展相对滞后。刘晓梅（2012）借鉴美国、英国和日本养老模式的经验，分析我国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现行环境下的主要挑战，认为我国养老模式应突出政府的责任，加快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薛惠元和王翠琴（2009）将缴费水平界定为制度成本，针对基金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两种模式下产生的制度成本进行比较。认为若赡养率高于自我负担率且投资收益率高于工资增长率时，基金制下养老保险制度成本低于现收现付制下养老保险制度成本。对于我国积累制的个人账户空账，只有保证基金的投资收益率高于工资增长率，才能确保账户是有效的。Anantharaman和Lee（2014）对高层管理者的薪酬激励是否影响养老金计划中风险转移与风险管理行为研究后发现，养老金不足造成的风险转移对高财富风险敏感性的薪酬结构更为强烈。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结构是企业养老金政策的重要驱动力。他们还强调了由养老金福利保障公司保险激励的道德风险担忧最相关的公司。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对公共安全、福利的影响巨大，俄罗斯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如何确保参保人员充分的退休后收入和保持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Eich（2012）等在改革并未实施的情况下，对养老金支出的变化及对一些人的影响进行量化，据此提出相关建议，提出确保公共养老金相对工资水平的福利性。Robert和Rauh（2009）研究认为无论是缴费确定型还是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相关部门在进行该养老金体系负债估计时低估了负债，这将影响后期对基金投资组合的选择。Jeffrey和Wilcox（2009）认为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下折现率的选择会影响基金后期的投资组合以及外界主体对养老基金捐款行为。(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