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曾经对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法律平等保护条款作出了以下两条限制性的解释：首先，平等保护条款不可能被理解为“每个人都有权获得每部法律的同等对待”。因为事实上，大多数规范性立法都是针对特定群体的，立法必然要对人们加以区分，从而立法实行差别对待在所难免。其次，平等保护条款并非是为了实施某种“正确的”分配模式，根据这一模式来检视损害与利益的实际配置是否合宪。要决定实际配置的合宪性，取决于分配结果的“历史性”。[58]

通过以上两条解释，伊利表达了如何解释美国宪法上的平等问题的两个要点。第一，在一个族群多样化与偏好多元的社会中，立法与法律平等原则试图应对和实现的是作为差异的平等，而非人们整齐划一的平等。第二，利益实际配置是否符合平等保护条款的要求，要将其放置入历史的视野来加以考虑。从世界历史看来，人类对平等价值的追求，都经历过从传统的等级社会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的过渡。在进入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之后，社会进步又逐步要求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所形成的差序格局进行一定的修正，通过提高人们社会经济地位底限的方式，来实现差序格局落差的减少。从美国历史的具体情境而言，美国政府既需要面对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社会层级落差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制度性歧视所造成的历史欠账的偿还问题。自20世纪初以来，联邦政府便逐步采取措施应对以上两个存在某种程度重合的问题。

第一，20世纪初，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达到全盛的时代，也恰是联邦最高法院逐步开始介入适者生存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开端，麦克洛斯基提出，这是一个人作为人的自由取代作为经济动物的自由的时代。[59]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立场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立场也正是基于以上时代背景提出的。社会具体情境的不平等开始逐渐将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理念推进到实现机会平等的现实条件层面，要求对人们实际获得机会的严重不平等进行适度地矫正。

第二，美国社会层级的区分不仅仅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还有一百多年奴隶制与五十多年的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美国社会种族与阶级之间的不正当关联，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必须直面美国特有的悲剧历史，对受制度性歧视伤害的群体进行利益偿还，并且要通过具体政策尝试解除种族与阶级之间的耦合关系，这就使得宪法上的平等原则从纯粹个人主义的反区分路径转向群体间的反从属关系路径，平等原则在美国宪法上逐渐开始实质化与规范化。

第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推行平权行动政策，尝试解决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制度性歧视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在宪法层面对这种偏离个人主义平等价值的照顾措施加以合宪性确认。这是美国政府系统性地矫正社会性歧视的制度措施。平权行动实施四十多年以来，联邦最高法院确认平权行动合宪性的司法理据经历了从补偿正义、立足当下的反歧视要求到分配正义的发展，意味着美国精英阶层理性地认识到恢复原状的侵权法要求，仅仅是宪法平等的某一历史阶段，在平权行动的合宪性理据越接近重新分配既有权利与利益的前瞻性层面，宪法上的平等原则的要求就越发往前推进，体现了实质性的（更为平等的）平等概念对于社会事实不平等的矫正要求。[60]这实际上也呈现了当代美国社会面对法律的平等价值时，回应自由竞争造成的不平等与制度性歧视所造成的不平等这两大问题在宪法层面的合流。

第四，在智识层面，社会精英阶层开始对经济自由主义加以反思，不再认为社会阶层的差别是自由竞争的天然结果，人之为人的自由，需要实现自由条件的平等。因此，实质化的平等概念试图从观念上调和自由主义所认为的自由与平等的对立关系，并重新界定了自由的概念。阿玛蒂亚·森重新界定了平等的概念，他提出了作为自由的尺度的平等，他认为，自由也是适用平等的领域，而平等则是衡量自由的尺度；平等与自由，是交织在一起的两种互为前提的价值。[61]

德沃金则以重新界定自由的概念的方式，改造了平等的观念。德沃金尝试与以赛亚·柏林奠定的自由观念对话。以赛亚·柏林则表达了在价值多元主义基础上的自由观，他认为，自由就是免于他人干涉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的自由。德沃金不同意，他认为这种免于干涉的古典的自由，势必在权力与能力不平等的人们之间造成丛林规则主导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症，将社会看作拟制的自然，其最终结果必然是狼的自由、羊的灭绝。政治共同体通过对一部分人的纵容，对另一部分人犯下道德罪孽。真正的自由，是在尊重别人的被理解的道德权利的情况下，做你所愿做的任何事情的自由。当你以对你而言最好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正当资源，或处置自己的正当财产时，不占用别人的资源，或侵害他人的财产。[62](www.daowen.com)

德沃金所表达的意涵在于，在政治共同体中，自由与平等作为两种同等合法的价值，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互相依赖的，自由必然是与共同体其他成员共享的，也因此必然是彼此平等地获得的。[63]多元主义的自由价值之间所导致的冲突，在社会群体之间力量不对等的社会，必然引发强势群体的价值对弱势群体的价值的暴政，因此，自由的价值，必须有平等的价值对其保驾护航。

阿玛蒂亚·森和德沃金将平等视为享有自由的条件，认为平等是政治共同体将所包含的全体公民纳入到享有自由的范围内的一种表征。平等的历时性推进，意味着将政治共同体的更多成员逐步纳入到享有各种自由的范围，比如美国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赋予黑人投票权、第十九条修正案赋予女性投票权，都是让更多群体享有政治自由，从而使这些群体在享有政治自由的层面变得更为平等。因此，从历史的视角，自由与平等的关联显而易见，自由权利向共同体的更多成员开放，即意味着象征共同体的平等价值获得更大程度的实现。从享有权利的角度追问“谁的自由”，等同于度量共同体内的平等价值在哪些主体之间实现。

同时，享有政治自由的人们，需要拥有实现自由的同等能力，才能说享有同等的自由权利。共同体内每个人在法律框架之内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的权利，但是诚如批评者所言，穷人和富人都有睡桥洞的权利，共同体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所有成员实现政治自由的同等条件，只有当共同体确保对所有成员在法律实质平等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的条件下，才能让每个成员的自由权利得以充分实现。因此，法律自由原则与普遍平等权利之间只有相互渗透，才能既确保私人自主意义上的自由，又保证社会性平等的确立。[64]

若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适用于平权行动的具体情境，我们可以发现，平等观念的演进，正在将原本由一部分人享有的自由或者说白人自由，渐次推进到社会中的少数群体身上。共同体在分配实际的机会和物质条件的时候，将原本被排斥在社会各主流层次之外的少数群体成员纳入到共同体的社会体系中，保障了少数群体享有权利的实际机会，从而“历史性”地改造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之逐渐接近平等保护条款中的宪法“平等”要求。这恰恰是金斯伯格大法官坚定支持平权行动的种族分类的理由：基于吸纳的种族分类，是法律平等保护条款的正确适用。

在一定程度上，平权行动政策所例证的平等原则的“历史性”，揭示了流行的社会思潮及其所形成的压力对整个共同体的宰制和驾驭。在美国由联邦最高法院掌握宪法解释的终局权力之时，知识精英实际上对社会理论与共同体组成方式拥有决定性的导向与判断，他们通过从判例到判例的逐步努力，精心构建平等法理的语义发展，使其扩展到更为广泛的新领域。[65]不得不说，这正是平等价值本身逐步推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