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与德沃金的资源平等，都是从获取机会平等的现实条件来论证其平等理论的。而资源平等之“资源”的界限，则构成了德沃金平等理论的核心，也是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的差异所在。

阿玛蒂亚·森引入人类多元的维度，强调人们在追求各自偏好时候的可行能力平等。因此，在资源稀缺的社会中主张作为差异的平等，不可能将所有个人在社会经济层面配备相同的东西。区分作为平等个体被对待的权利和获得平等待遇的权利在这一基础上具有现实的意义，推动平等价值的践行与改善社会整体平等的社会政策，其目标不在于整齐划一的社会经济分配。

阿玛蒂亚·森认为人类平等的修辞是平均主义的，但实际上却应当是极为不平等的，平等考量与尊重意味着极为不平等的待遇，换言之，待遇应当向处于劣势的人们倾斜。社会安排的伦理理论并不要求人们在所有方面都得到平等的待遇，社会公正只是要求在某些基本的层面实现对个体的平等考虑，而由于这些基本的平等考虑所导致的某些边缘的不平等结果，则是必要的，与深层的社会公正的要求相容，与人类多元这一变量相关。[42]不同的选择空间造就了人们实质性的区分，但是空间选择的能力则是更为根本的，获取各种可选择的状态的能力，区别于可获得的资源、区别于已实现的结果，是阿玛蒂亚·森的平等理论的关键概念。[43]换言之，阿玛蒂亚·森的人类多元维度下的可行能力平等，暗暗质疑了那些形式上公平但在实施中却出现歧视效果的规定与实践，正如伯格大法官在格里格斯案中援引的伊索寓言，盛放于同一种器皿中的牛奶，只能让有能力使用那种器皿的人受益，却让不能使用这种器皿的人受害。[44]

德沃金在《至上的美德》这一著作中首先批判了福利平等，他认为福利平等或者是在个体的角度将重心放在个人的种种偏好上，并因此与个人偏好的成功相联系，或者是在衡量平等的状态时将重点放在功利主义者所追求的快乐或痛苦之上，在平等的评价体系上失之偏颇，从社会应当追求的平等目标而言，福利平等只能作为平等的某种理想。[45]

德沃金对福利平等的批判，实际上是以其资源平等批判了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并分析了二人的主要分歧。他认为，福利平等在强调个体福利的实现时，可能会对拥有某些特殊偏好的人分配更多的资源，以满足其主观福利或追求该偏好的可行能力，实际上，这样一种分配形式，与其说是福利平等，还不如说已然跃出了平等分配的理论范式。[46]德沃金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每个人的自我价值与偏好获得同等实现这种意义上的结果平等，区分了作为个体的构成性自我价值与个体的特征性的偏好的位阶关系。

从福利平等的客观化视角来看，福利平等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拥有追求自身幸福的基础条件，德沃金认为，这就是他本人所倡导的资源平等。他以荒岛求生的虚拟故事提出了资源平等的嫉妒测试，认为在资源稀缺的社会中，由于嫉妒测试的存在，每个人拥有比如一份相等的钱币这样的基础条件的平等，他们所面对的外在资源分布的偶然性与竞争多寡的不同情状，恰恰构成了资源平等的本质要素。[47]

综上所述，在社会给予每个人相同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更重要的就是在给每个人平等尊重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获得自己偏好的满足的同等机会，而不应根据每个人的具体偏好，给予具体的能力帮助。在德沃金看来，机会平等在现代社会具有两个本质特点，其一，机会平等意味着在一个物质不足以满足任何人的社会中，每个人对于具体物品及其价值的占有存在差别。其二，要真正享有获得特定偏好满足的机会平等，社会负有给每个人提供同等基础条件，即提供平等工具的责任。

从这两个本质特点出发，平等这样一种深具规定性的原则，一旦与现实情境相遇，必然要与某种分配形式建立关联。从美国社会的现实情境出发，考察和判断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的不利地位（或者说资源不平等）的方式，也是与平等这一价值在现实层面的分配形式相关的。(www.daowen.com)

我们注意到德沃金用下面这段话来陈述平等保护条款与机会平等的辩证关系：

“平等保护条款受到侵犯，不在于某个群体对事情的利弊或政治失去重要的决策权，而在于它由于易受偏见、敌意或陈规陋习的伤害而在结果上失败，从而导致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地位降低——它的二等公民身份。这一条款不保证每个公民能够平等地从政治决策中获益；它仅仅保证他是产生这种决策的政治过程和思考中的平等的一员——他得到了平等的关切和尊重。”[48]

在以上引文中，德沃金提及，由于美国的社会历史情境，黑人不曾获得平等保护条款下的平等权利，是由其在政治共同体中失败的结果所证明的，也即黑人始终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底层。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平等权利仅仅保护在政治共同体中获得成功的机会。后者体现了共同体对每个公民的平等的关切和尊重。

换言之，平等这一价值天然具有的关系维度，使黑人与白人在相互比较中取得是否平等的第一印象，处于结构性不利地位的黑人因此而获得了要求平权行动的道德依据。

德沃金认为，平权行动在高等教育、就业、升职以及合同承包等方面给予少数族裔照顾，意味着根据美国特殊的历史情境，而给予少数族裔和白人相同的武装，从而使其具备资源平等的前提，去获得和追求各自偏好的同等机会。因此，他认为平权行动政策在美国具有正当性。同时，他还援引实证的数据，证明平权行动政策的实施，确实给包括白人在内的共同体成员追求机会平等的可能性起到了推动作用。换言之，平权行动对于推进社会平等也是一项有效的政策，平权行动的有效性是从这类群体与阶级之间的显而易见的关联消失中体现的。平权行动的道德依据，从显而易见的结果不平等的外部体现中获得，而其有效性也是从结果不平等之外部体现的消失中印证。

在某种意义上，波斯纳法官所说的，平权行动对结果平等作出了贡献，[49]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然而，这一铲除外部显而易见的结果不平等的政策，最终的目标却是实现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资源平等，以保障其实现个人偏好的机会平等。由此，在平等价值具体实现的现实情境的层面，机会平等必然要求与某种外在的可衡量的结果上平等的分配方式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