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张力是启蒙运动以后理性自由主义将孤立的个人置于价值制高点之后，在政治理论中持续存在的一对矛盾，每个个体的价值要受到平等尊重，不应因为社会的目标受到不同于他人的牺牲。强调个人的绝对重要性，是对功利主义理论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置于更高位置的反动，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将个人放置于恭顺、服从的位置。[4]

功利主义者试图把道德哲学从花哨的、没有建设性的价值探索领域转向科学和政治上的行动，以此来减轻或者消灭造成人类痛苦的根本原因。正如边沁认为，每个政治和道德问题都应该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当人们发现苍白的理论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为废除奴隶制、文盲或者战争的道德合理性的辩护乏味无聊、毫无意义，那么功利主义者呼吁人们直接行动起来，将经历花费在能够实际解决相关问题的政治行动上。[5]

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功利主义，两者背后的理论线索都是将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两者的差别仅在于侧重点的不同，其理论假设都是永恒不变的人性。(www.daowen.com)

马克思首先驳斥永恒不变的人性，将所有固化的价值转译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人性从此跟社会结合在一起，个人是作为某一群体（小至种族群体，大至人类）的一个成员来自由地表达人性，人类的行为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运动改变了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的观点，将个人与社会真正置于同一位置：社会将为了成员个人来行动，而各个成员也都是为了推动社会整体利益而行动。[6]

在某种意义上，平权行动政策是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一次功利性尝试，但又是将抽象的、个体性的平等价值与具体的社会阶层相联系的一项理想主义社会工程。在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关系中，平权行动政策在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不将两者的关系绝对化，例证了马克思调和两者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