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性视角所支持的社会利益在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分配问题，表明了特定理论或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政策的支配与宰制。为了避免社会大多数所支持的特定理论（自由放任时代的社会静力学）或“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美国后奴隶制时代的种族隔离）造成道德上的悲剧，前瞻性视角必须证明自身的分配正义的“正义性”问题，换言之，打破分配结构的恶性循环，必须是某些具有前瞻性的、独立的道德原则的要求。[61]

在此基础上，支持平权行动的前瞻性理据的学者们同时援引了平等原则与社会功利原则来对平权行动的正当性加以阐释。德沃金认为，法律给予个人以平等的尊重和考量，给予人们相应的自由权利的保障，是正确与否（right or wrong）的问题，而社会利益如何分配则是关乎好坏（good or bad）的问题，在两者发生冲突之时，正确与否的问题在道德上比好坏与否的问题更重要，即权利（right）优先于善（good）。[62]罗尔斯还进一步认为，权利不仅在其胜过共同体之善的意义上优先于善，而且在权利不依赖于善的存在，而善所指向的社会目的应当有权利的正义原则作为指引的意义上，权利优先于善。[63]因此，社会可以追求更为优化的利益分配方式，以达致社会对于人类尊严的平等尊重的更佳实现。平权行动给无辜白人第三方造成的反向歧视问题，也得以在此基础上被消解，因为公共利益高于人们之间利益分配的平衡。(www.daowen.com)

另外，前瞻性视角的固有理论困境在于，它以平权行动有助于打破导致少数族裔不利处境的社会结构为立论基点，这一点始终缺乏社会科学的经验证据加以证明。前瞻性视角实际上假定平权行动可以根除歧视。他们认为，平权行动是反歧视法的更为有力且必须的延续。换言之，首先，反歧视法是通往平等的战斗的起点，其次，平权行动则是达到完全的整合与社会平等所必须的途径。这一方面对平权行动提出了打破现有的社会分配体制中导致少数族裔不利处境的系统性歧视的要求，另一方面还认为唯有平权行动才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