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趋于安定和经济社会建设作用，我国人口特征最主要的表现是死亡率的下降和出生率的上升，这一阶段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上升。总死亡率由1949年的20‰降低到1957年的10.8‰，婴儿死亡率由1949年的195‰下降到1957年的61‰，1971年降低到51‰(黄荣清、刘琰，1995)。这期间人口出生规模较大，仅1966—1971年期间人口年平均出生规模高达2650万。同时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得到延长，在1971年达到64岁。1973年国家出台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才使我国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1973—1979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由1971年的5.44迅速下降到1978年的2.72。1970—197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由33.4‰下降到17.82‰，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死亡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由25.83‰降至11.61‰。

19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加快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城乡全面严格执行，进一步大幅度地降低了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相应下降，以致1998年以后自然增长率降低到1‰以下。

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即首先是少儿年龄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并且在很长时期里，老年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严重。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少年儿童(0—14岁)占人口的比例从36.3%降低到16.60%，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比重从59.3%提高到70.14%，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比重从4.4%上升到8.87%。国际上的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这说明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劳动力数量比重也在2011年达到最大值0.7435，之后劳动力数量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

根据第二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1964年6月30日，28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占总人口的0.4%，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为1.31%，13岁以上不识字率高达33.58。1986年我国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到1999年我国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步伐，再到2005年我国开始建立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一直到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课本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在这期间政府不断加大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力度。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上升为8.92%，高中文化程度占总人口比例为14.03%，文盲率为4.08%。在卫生健康方面，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这些数据均表明我国人口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1960年我国城镇化率仅有16.203%，这说明我国有近85%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城乡就业比为0.3096。在改革开放之际的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7.9%，城乡就业比为0.3105，这说明改革开放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几乎没有提升，城乡就业分布也没有明显变化。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水平提升迅速，200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35.88%。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加快，2011年首次实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53.17%。城乡就业比也由1980年的0.3306，提升到2013年的0.987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不同计划生育政策实行阶段，其政策的实施对我国人口增长率、人口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等方面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即产生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我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业劳动力非农化所释放的人口结构红利和国民素质提高所产生的人口质量红利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为了能更清晰地认识我国不同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期间，不同纬度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利用EVIEWS软件对以上变量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GDP)分别取对数，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中发现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通过逐步回归法得到以下显著性变量。

表7-5　计划生育政策不同阶段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回归结果

(www.daowen.com)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从回归结果来看，不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阶段，三维人口红利中不同纬度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1960—1978年间，三维人口红利指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的有劳动力适龄人口数、储蓄率、老年抚养比。这三个指标均反映人口数量红利，说明了这一阶段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人口数量红利。劳动适龄人口的弹性系数最大为2.63，这也说明劳动适龄人口是人口红利中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因素。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35，说明储蓄率变动1%，则会引起经济增长0.35%的变动。老年抚养比的弹性系数为-0.75，说明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方向的，这是因为老年抚养比的增加，意味着社会劳动人口的相对下降，即生产人数下降，但消费人数却相对增加，其结果给劳动者造成负担，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

自改革开放到2000年期间，城乡就业比、储蓄率、劳动力适龄人口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城乡就业比反映的是人口结构红利指标，总储蓄率和劳动力适龄人口是人口数量红利指标。从回归结果分析，城乡就业比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3.79，这说明这一时期人口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作用明显。我国城乡就业比从1979年的32.22%增长到2000年的47.31%。其原因主要是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寻找工作，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就业，提高了城市就业比例。劳动力适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分别为3.96，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2.91，这表明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增长仍起了较大作用。这一时期，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高，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具有高储蓄率，而且劳动力成本低廉，由此产生的人口数量红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回归结果分析，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的是城乡就业比和大学及以上学历人数。这说明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影响显著。其中城乡就业比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2.2382，这说明人口结构红利对经济的影响较大。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2%，提高到2014年的54.77%，城乡就业比也从2001年的49.56%增长到2013年的103.36%，这说明目前我国城市居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居住人口，同时城镇就业人口也超过乡村就业人口，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给社会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由此产生的人口结构红利效应明显。同时这一时期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增长也产生了显著影响，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国民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随着1999年大学招生规模的扩大，大学生数量明显增长，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明显提高。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修订，巩固了我国义务素质教育质量，这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人口素质。与增加人口数量相比，提高人口素质、充分开发各年龄层次的人力资源则是我国经济增长更有效、更持久、可持续的人口动力和源泉。

综上所述，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不同时期，所产生的三维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不同:第一阶段主要是人口数量红利的影响，第二阶段是人口数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对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三阶段对经济起到更大作用的是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可以预见，在今后一段发展时期，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的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将会进一步持续。因此，如何统筹人口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进一步提升的同时，兼顾人口就业的产业结构和乡城结构进一步转换，是我们持续释放人口红利的关键。

【注释】

[1]三个维度人口红利因子得分之间并没有相互比较的意义，且只是分析衡量人口红利综合指标的变化趋势，本章第四节将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不同阶段、不同维度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