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在国家层面上明确提出“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强调要优先扶持计划生育家庭经济发展、落实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和优惠政策；2001年12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促进计划生育。”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党和国家最终以国家法律的形式，首次将调节生育行为的主要措施定位在了利益导向上。这些法律规定说明，国家从制度上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利益导向措施已成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手段。

2004年，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开始实施；2006年该试点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同时开始全面实施西部地区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程；2007年，开始在全国实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该项制度于2008年下半年在全国普遍推行实施。2011年6月，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将符合规定的“半边户”农村居民一方纳入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通知》，将一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为城镇居民的夫妇(即“半边户”)中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一方，纳入农村奖励扶助制度。

2001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从图7-13可以看出我国这一阶段人口增长率呈下滑趋势，人口增长率从2001年的7.26‰下降到2014年的5.06‰，人口增速缓慢，人口从2001年的12.72亿增加到2014年的13.64亿。

图7-13　人口总量及人口增长率(2001—2014年)

由表7-2可以看出劳动力(15—64岁)占人口总比重在2010年达到最高，所占比例为73.51%，之后所占比例呈现递减趋势；0—14岁人口总量减少，所占总人口比例也趋于下降趋势。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在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7.03%，说明我国在2001年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中国老龄化进程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这主要是由以往人口出生、死亡、自然变动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所决定的。

表7-2　2001—2013年各年龄段结构情况

2001年以来我国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这一阶段少儿抚养比下降趋势明显，下降了11.38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上升了2.12个百分点。2001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5.95%，到2013年下降到36.69%，2010年我国传统人口数量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总抚养比为35.77%。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2011年总抚养比开始增加，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参见第二章图2-6和图2-7)。

2001—2013年，在这12年间总储蓄额增加量巨大，从2001年的4.16万亿增加到2013年的29.65万亿，净增加量为25.49万亿，总储蓄占GDP比重也从2001年的37.76%增加到2013年的50.42%，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我国资本积累增量巨大(图7-14)。

图7-14　总储蓄及其占GDP比重(2001—2013年)(www.daowen.com)

表7-3　2001—2014年人口城乡结构

这期间农村人口总量从2001年的8.00亿减少到2014年的6.22亿，绝对数减少了1.78亿，城镇人口从2001年的4.72亿增加到2014年的7.42亿，城镇化率也从2001年的37.09%增加到2014年的54.41%。

表7-4显示，我国出生率和死亡率在这一阶段变化趋势不大，其中出生率在2007年之前呈下降趋势，并于2007年之后趋于稳定，保持在12.0%左右水平；死亡率基本稳定，保持在7%左右水平。

表7-4　2001—2013年人口死亡率及出生率

此阶段我国每十万人受高等教育水平人数几乎呈线性增长(如图7-15)，从2001年的每十万人中有931人受过高等教育，到2014年的每十万人中有2488人受过高等教育，是2001年的2.67倍，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总量得到快速增长。同人口数量增加相比，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有效、持久的发展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这一阶段不同维度人口红利综合指标变化情况见图7-16。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人口数量红利指标增速逐渐放缓，后期变化平稳，而人口质量红利指标和人口结构红利指标均呈持续增长的态势。

图7-15　每十万人受高等教育人数(2001—2014年)

图7-16　三维人口红利变化趋势(2001—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