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指出，“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党和政府已经决定采取一系列具体政策，在入托儿所、入学、就医、招工、招生、城市住房和农村住宅基地分配等方面，要照顾独生子女及其家庭”。1984年，国家计生委发布《关于分居两省、市、自治区的独生子女父母领取保健费问题的意见》，明确保健费的领取“由夫妇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50%的原则办理，夫妇一方为无工作单位的城镇居民，保健费的50%暂由所在城镇街道计划生育事业费开支”。198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奖励政策比较全面和比较完善。纪要指出，通过奖励，激发群众贯彻执行生育政策的光荣感，并与必要的限制办法相配合，形成实行计划生育的社会环境，逐步提高群众执行生育政策的自觉性。奖励政策包括:对响应国家号召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给予奖励。具体办法是:发给荣誉证书；奖励现金，给独生子女母亲延长产假；在入托、入学、就医、打工、招生、分房或宅基地方面照顾独生子女家庭。1989年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转发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关于扶贫工作与计划生育工作相结合的报告》，要求各贫困地区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努力使扶贫工作有利于计划生育的推行。这一时期，鼓励人们实行计划生育的措施更加明朗化、细致化、宽泛化，利益导向份量逐渐加重。1990年，“为保障受术者安全、健康及生产、生活与家庭的幸福，推进计划生育工作健康发展”，国家计生委发布《节育并发症管理办法和节育并发症鉴定办法(试行)》。1999年，国家计生委发布了《关于妥善解决城镇职工计划生育手术费用问题的通知》。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计划生育工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计划生育工作既要抓紧又要抓好的工作方针。除了继续做好节育工作以外，在坚持社会制约的同时，积极探索使用利益导向这一杠杆，调动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使计划生育工作在新形势下上一个新台阶、新水平，成为这一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显著特点，也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实践经验。

从图7-7可以看出，在严格计划生育时期我国人口从1979年的9.68亿增长到2000年的12.63亿，年均增长率为1.33%。1979年到2000年是我国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阶段，这期间我国人口数量增长得到了良好的控制，人口增长率在1988年之前呈波动增长趋势，并于1988年达到最高点，为1.61%，其后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至2000年我国人口增长率降为7.88‰。这一时期，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力成本低，由此产生的人口红利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1979—2000年期间，我国15—64岁年龄段人口增速最快，由1979年的5.66亿，增加到2000年的8.62亿，净增加量为2.96亿，其占总人口比例也由58.66%提高到67.53%，15—64岁年龄段是劳动力年龄段，由此可以看出这期间我国劳动力增加量巨大；0—14岁年龄段总人口在这期间出现下降趋势，由1979年的3.60亿降为2000年的3.16亿，所占总人口比例降低了10.7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增加了1.91个百分点。成年型人口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参见第二章图2-4和图2-5)。

在1979—2000年间，我国总储蓄额在1993年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总储蓄额存量由1979年的1447.7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3.68万亿元，这说明我国在这21年间资本积累丰富(图7-8)。

图7-7　1979—2000年间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变化

图7-8　总储蓄及占GDP比重(1979—2000年)

从抚养比来看(参见第二章图2-6和图2-7)，这一阶段年龄结构变动形成的年龄结构“金字塔”中，塔身最宽处大部分为1962—1973年第二次生育高潮期间出生的人口，扣除死亡人口后至今尚存3亿左右，这是包括人口老龄化在内人口变动最值得关注的人口组群。这3亿人口组群于1980—1991年成长为正常的劳动力，从此开始了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老少被抚养人口比例低的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代”，成为可获取“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最佳时期。1999年10月，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完成由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人口老龄化的出现，是生活质量提高、医疗卫生技术进步和社会福利改善带来寿命延长的结果。在老龄化程度达到较高水平之前，“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已有的经验表明，这个时期大概有40年。

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化率水平几乎呈线性速度上升，从1979年的18.62%上升到2000年的35.88%，在这21年间，农村人口增加量仅为210万，而城市人口则增加了2.73亿，这说明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图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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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城镇人口比例(1979—2000年)

从图7-10来看，1979—1989年我国每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人数增速在1979—1989年间比较平缓，1989年开始增速加快，这一阶段我国每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人数从1979年的100人增加到2000年的700多人，由此可以看出在这期间我国人口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图7-10　每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人数(1979—2000年)

这一阶段，我国人口死亡率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6%左右水平，但是我国人口出生率存在明显变化。从图7-11中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出生率在1987年之前呈波动变化，1987年之后呈下降趋势，1987年达到最高峰，其出生率为23.33%，之后逐步下降至2000年的14.03%。从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了严格的控制，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图7-11)。

图7-11　出生率与死亡率(1979—2000年)

这一阶段不同维度人口红利综合指标变化情况见图7-12。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增速最快的是人口质量红利指标；从1979年到1983年，人口质量红利指标略有下降，从1983年开始人口质量红利指标开始逐渐上升，之后上升迅速。人口数量红利指标和人口结构红利指标均呈平稳上升态势。

图7-12　三维人口红利变化趋势(1979—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