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期鼓励人们少生孩子、实行计划生育的做法主要是与节育、流产和结扎手术有关的一些措施和办法。20世纪50年代，中央提出节制生育后，卫生部就开始制定有利于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的具体办法。1963年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不但提出了城市人口控制指标，而且还决定职工做节育和结扎手术一律免费，并给予短期休养时间，工资照发。1964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开支问题的规定》指出，对城乡群众施行放环、人流和结扎的全部手术费、挂号费、检验费和医药费实行减免。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早期的鼓励人们实行节育的办法措施就含有利益导向成分，只是范围比较狭窄，大多与节育手术有关。

1973年在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正式提出夫妇生育孩子要实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为此还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规定。例如，高等学校不招收已婚青年入学；招工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有女无儿户；农村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农村口粮实行按人分等定量分配制度；后来，又提出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对无子女的老人逐步实行社会保险。在城市住房分配和职工福利方面也采取了适当措施，使有关政策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开展。这些带有利益诱导性质的办法使当时提出的计划生育“晚、稀、少”政策迅速为多数群众所接受。自1970年至197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由33.4‰降到17.82‰，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死亡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由25.83‰降至11.61‰。

人们实行计划生育的措施和办法有了很大扩展，已不仅仅局限于与节育技术直接有关的方面，并且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这些激励措施的实施范围尚不够广泛，实施力度及落实效果尚缺乏有效的保障。

由图7-1可以看出，从1960年到1978年中国人口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人口绝对量从1960年的6.67亿增长到1978年的9.56亿，这期间人口净增量为2.89亿。这期间我国人口并未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以鼓励“节制生育”为主。从人口增长率来看，人口增长率首先在1961年经历急剧下滑，出现了负增长，其原因可能是受当时自然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导致人口出现负增长，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分析，1958—1961年是我国的第一次生育低潮，之后人口增长率迅速上升，并于1963年达到接近2.5%的水平。1965年人口增长率超过2.5%，之后维持在2.5%到3%之间的高速增长阶段，这期间1962—1972年是我国的第二次生育高潮。人口增长率于1972年开始出现下滑现象，并逐步下滑到1978年的1.34%水平，综合计算可得，1960—1978年我国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2.02%。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我国人口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20世纪60年代我国有大量人口出生，这一年代也被后来学者称之为“黄金年代”。

图7-1　人口数量及人口增长率变化(1960—1978年)

1960—1978年期间，随着我国人口数量的迅猛增长，我国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其最大的特征是劳动力适龄人口比重上升。15—64岁劳动力人口增加量最大，其占总人口比例也是最大，由1960年的3.76亿增加到1978年的5.50亿，净增加量为1.74亿，所占总人口比例由1960年的56.34%上升到1978年的57.82%；0—14岁年龄段人口由1960年的2.67亿增加到1978年的3.64亿，净增加量为0.97亿。1960—1978年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属于年轻型结构，0—14岁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40%左右；6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净增量为0.17亿，所占总人口比例由1960年的3.79%上升到1978年的4.85%。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和劳动力人口比例的上升说明我国人口数量红利作用开始凸显，人口规模的增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参见第二章图2-4)。

从1960年到1978年我国总储蓄以现价本币来计算，由573.2亿增加到1358.1亿，净增加量为784.9亿。1960年我国总储蓄为573.2亿，占GDP的比例为39.34%，之后1961年和1962年总储蓄有所下降，并于1962年降至最低点，所占GDP比重下降到16.65%，1963年开始逐步回升，之后呈波动上升趋势，1978年总储蓄占GDP的比重回升到37.21%(图7-2)。

图7-2　国内总储蓄及储蓄率的变化(1960—1978年)

少儿抚养比在1960—1978年间是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其高峰出现在1965年，少儿抚养比最高为74.45%，之后呈下降趋势。老年抚养比呈先下降后增加的趋势，1965年老年抚养比下降到最低点，所占比例为6.07%，其后逐渐上升，1978年老年抚养比增加到7.44%(参见第二章图2-6和图2-7)。1960—1978年我国总抚养比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在1966年总抚养比达到最高点，之后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1979年总抚养比下降到73.58%。

从图7-3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水平从1960年的16.2%提高到1978年的17.9%，说明在这期间我国城镇化水平幅度较小，我国城镇化率处于较低水平。城镇人口净增量为63.06万，农村人口净增量为226万，农村人口增量远大于城镇人口，说明这期间我国人口结构红利不明显。(www.daowen.com)

图7-3　农村及城镇人口占比(1960—1978年)

1960—1978年我国人口出生率经历了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1963年人口出生率达到最高点，为43.37‰，之后逐渐呈下降趋势，并于1978年下降到18.25‰。在这时间段内，我国人口死亡率从1960年的25.43‰逐步下降到1978年的6.25‰。出生率的下降将会使父母对孩子投入更多的资源，会使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水平，从而提高人口素质(图7-4)。

图7-5显示了每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变化，在1970年达到最低点，每十万人中仅6人，之后逐渐上升。到1978年，已达到每十万人中有89人受过高等教育。1960—1978年间我国每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总体上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期间主要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很低，人口总体素质不高。

图7-4　死亡率与出生率(1960—1978年)

图7-5　每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1960—1978年)

如前所述，通过因子分析处理，这一阶段不同维度人口红利综合指标变化情况见图7-6。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人口数量红利指标在最初呈下降趋势，之后从1965年开始逐渐上升，到1972年又略有下降，但总体上增长趋势明显，增长速度迅速。人口结构红利指标在1964年之前增长速度较快，之后增速放缓，进入缓慢增长状态。人口质量红利指标同样在1965年有下降趋势，之后开始逐渐上升。

图7-6　三维人口红利变化趋势(1960—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