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者从人口因素角度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并说明了人口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肯定了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如王德文(2007)认为，由于劳动分工能够带来规模效应，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将减弱分工效应，劳动力比例和规模增大会带来总产出的增加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蔡昉(2004)的研究认为我国劳动力充足，劳动力价格便宜，由此产生的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蔡昉同样认为，人口结构非常重要，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不同的年龄结构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王丰(2007)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中国近20年人均收入增长约15%可归源于人口红利。汪小勤等(2007)认为，劳动参与率随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递增。这种高劳动参与率会促进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进而加速经济发展。王金营(2010)等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Sarah Cook认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越南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型相伴而生，因此经济结构从农业向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业转变以及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另一类则是没有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认为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通过资本、制度等因素作用。

另外，也有学者并不认同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如侯东民(2011)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与特定人口年龄结果对应的人口红利毫无关系。王文举等(2007)对2002—2005年全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的结果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是资本，为72.44%，其次是市场化改革，劳动贡献率仅为7.79%。这些研究均说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比较低的。车士义等(2011)的研究也表明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较小。

综观以上众多学者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通常把人口变化视为稳态的过程，仅仅关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比例及抚养比的变化，而忽略了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素质、人口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转换的作用。(www.daowen.com)

我国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日趋复杂。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所带来的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都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对经济增长起作用。而在当前的人口转变背景下，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已经或多或少地对现实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现有文献中对于这两种类型的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贡献率的大小以及如何进行测算的内容研究较少。因此，本部分依据三维人口红利分析框架，在传统人口红利研究的基础上，把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也纳入新型人口红利框架中，总体上分析不同维度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