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转变带来了劳动力数量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变化。人口转变的过程及劳动力流动政策的放开，促进了我国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产业之间的转移。劳动力的这种转移变换会提高要素在城乡及一、二、三产业之间的配置效率，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构红利。当前研究结构红利的文献并不少，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演进及生产增长率的要素分解，如干春晖和郑若谷(2009)、苏振东等(2012)；第二类是基于中国省际间要素流动和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如李小平和陈勇(2007)、杨凌等(2010)；第三类是对某一区域经济增长中“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如丁焕峰和宁颖斌(2011)对广东省的空间结构红利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田艳平和刘长秀(2012)分析了1978—2010年间湖北省产业结构变化并对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分解；郭进和杨建文(2014)以上海为样本检验了1978—2011年间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红利现象；第四类是从县域层面对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进行测度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如张广胜和王振华(2014)。虽然上述文献从不同层面并采取了多种方式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率要素进行了分解，并对结构红利假说进行了检验，但存在着以下几点可以进一步拓展:一是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从1978年甚至更晚的年份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效应，涉及1978年之前的研究少之又少；二是各位学者对是否存在结构红利、结构红利的正负效应及结构红利的大小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如李小平和陈勇(2007)的研究发现1998—2004年期间中国省际工业间劳动力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杨凌等人(2010)的研究则认为虽然1978—1985年间全国及各区域的结构效应并不显著，但自1985年以来结构变迁效应则日益显著；三是现有的很多研究在结构红利的测算过程中往往直接使用总的GDP值进行代替资本和劳动力所带来的产出，而忽略了劳动力和资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这就会导致最终的测算结果产生偏差。基于以上考虑，本部分试图把中国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结构红利效应的研究拓展到1978年之前，从1952年起分不同阶段分解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转移产生的结构红利，在研究方法上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和岭回归来进一步提高结构红利测算的准确性。(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