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比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分析所能得到的不同信息，我们将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列于表4-10，相应回归方程为:

表4-10　中国经济增长的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结果

我们发现，无论是等式4-6还是等式4-7，资本存量、以人力资本衡量的广义劳动力和以综合指标衡量的经济改革相对于GDP的弹性系数均为正，表明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因素的作用程度不同。等式4-6揭示了经济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实施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长的60%左右都可归功于经济改革的作用。这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所反映的资本存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约60%)不同，也与前述吴敬琏(2006)、邱晓华等(2006)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www.daowen.com)

其次，从等式4-6我们也看到，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约27%)明显高于资本存量(约13%)，这与等式4-7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结果所反映的信息也不相同。

再者，从经济改革和人力资本两者的关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看，长期而言，我国人力资本积累较好地适应了经济改革的要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较大作用，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人力资本积累还是经济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中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Svitlana和Mahbub(2011)类似的研究表明，韩国1966—1977年经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于中国(其经济改革相对于GDP的弹性系数为1.882)，而印度1992—2003年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高于中国(其人力资本积累相对于GDP的弹性系数为1.719)。从经济改革方面看，由于体制、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长期受到束缚，生产效率低下，经济结构僵化严重脱离市场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国民经济缺乏活力与生机，而以市场化改革、对外贸易改革、金融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为代表的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各方面的长足发展。

就人力资本而言，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6亿多劳动力，而与此同时中国无论是在教育水平(以高校入学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识字率等指标衡量)上还是预期寿命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均处于较低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的人力资本状况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即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而提高的经济总产出将会远高于稀缺要素包括资本等所带来的产出，这将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人力资本与改革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为改革从而为经济增长推波助澜。在改革的过程中新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地被创造出来，而与之匹配的往往也是要求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原先的产业体系可能也将面临更优化的转型升级，这就促使就业者不断学习提升自己使其跟得上时代的转变，或者说改革的步伐。这就给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尽管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使得经济取得了巨大增长，但也必须充分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若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不存在，那么改革的成效必将大打折扣。Rabbani(2011)分析了经济改革在韩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实施后却收到截然不同的效果的症结所在:在韩国，较高的人力资本状况很好地适应了改革发展的需求，从而使得改革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极其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在印度却截然相反，由于其较低的人力资本状况无法跟上改革的步伐从而致使经济改革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竟是消极的!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具体形式主要包括:更多的教育支出、完善的教师培训体系、优良的教学设施以及更多的受教育选择和机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