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改革开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由于历史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小范围的、局部的，人们群众的思想也有很多保守成分，对改革开放政策存在着诸多疑虑和误解，而真正大刀阔斧的改革及解放人们的思想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因而我们认为以1993年为改革分界点是合适的。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部分数据选取范围是1993—2011年的中国宏观数据，相关研究数据来源于2013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以及中国各年统计年鉴。现定义方程4-3各变量如下:

GDP(Q):本部分国内生产总值(GDP)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我们采用世界银行对GDP的定义:一个经济体内所有居民生产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加上任何产品税并减去不包括产品价值中的补贴。

劳动力(L):数据也是来源于WDI 2013，世界银行依据国际劳工组织对总劳动力定义:所有年满15周岁、在特定阶段为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提供劳动的人员，既包括就业者也包括失业者。

资本存量(K):资本存量是指经济社会在某一时点上的资本总量，它可以由当期固定资本存量和当期新增资本以及库存的净变动值大致的估算出。我们通过WDI的固定资本总额和资本形成总额两项指标加总即可得到K的值。

改革指标(R):考虑到中国改革的复杂性，本部分通过构建一个综合的改革指标R来衡量改革，它包括三个权重相等的指标:贸易改革、金融改革和国企改革。

贸易改革:贸易改革是中央政府通过运用各种工具以期增加工作机会和对外贸易量的政策措施，这些工具包括降低关税，增加配额、补贴以及出口退税等。本部分以进出口总额占GDP的百分比来衡量贸易改革效果。图4-4表示了贸易改革指标的变化图。

金融改革:金融改革是针对现有或传统的金融体系、运作方式、管理办法及业务活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致力于实现放松外汇管制、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目标而采取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对调动经济活力和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本部分用两个等权重变量来描述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改革:(1)广义货币与GDP比值，它衡量了经济中的货币增长水平；(2)非国有部门信贷额与GDP之比，非国有部门信贷是指通过贷款、购买非股权证券、贸易信用以及其他应收账款等方式提供给非国有部门并确立了偿还要求的金融资源，这一指标能大致地描述出政府在银行贷款过程中干预水平的强弱情况。构建金融改革指标的所有数据均源于WDI 2013。图4-5展示出了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改革指标的变化情况。

图4-4　中国贸易改革指标变化图

图4-5　中国金融改革指标变化图(www.daowen.com)

国企改革:这里的国企改革主要是指国有企业改制，通过立法以及其他措施鼓励私营部门参与经济中的各项活动以及增加私营部门的就业人数。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部分用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从侧面衡量国企改革的效果。私营部门就业人数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而总就业人数由WDI 2013相关指标计算得出。

本部分通过三个等权重指标(贸易改革指标、金融改革指标和国企改革指标)构建了经济改革指标R，该指标的值即为三个分指标的平均值，图4-6描述了1993—2011年间这一综合经济改革指标R的变化过程。

图4-6　综合的经济改革指标变化图

人力资本(h):已有的理论研究中已经有很多学者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根源之一，然而在经验研究领域尚未有令人信服的结果来证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究竟该如何直接衡量，这是在解释人力资本变量的时候应首先解决的问题。

在对亚洲的人力资本的研究上，绝大多数的经验研究都更多地依赖数据上的可行性而不是基于理论上的定义(Harvie and Pahlavani，2006；Song，1990；Guesan，2004)。在人力资本的测度上，他们大多用教育投资、小学或中学入学率、文盲率、平均入学年限等指标。然而这些研究也存在着各自的不足，而且都忽视了健康程度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我们认为，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未来和潜在的最大产出而进行的各式各样的投资都应被考虑进他的人力资本中来。本部分通过教育和健康两个方面来探讨人力资本，基于主成分分析，我们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教育因素，以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衡量健康因素。我们通过15岁以上成人的中学入学率和大学入学率等相关指标可以计算得出平均受教育年限；而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的数据直接由WDI 2013得到。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人力资本指标。

图4-7　考虑健康的人力资本变化图

表4-4　各变量的经验分析和指标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