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短短30余年的发展，中国GDP总量以每年近10%(以上年为基准)的速度快速增长至2012年的8.36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从1978年的155美元跃升至2012年的6188美元，增长了近40倍，中国已由贫穷落后的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很多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源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们大多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生产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因素等。如蔡昉(1999)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起到了显著作用，并指出不断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和源泉。吴敬链(2006)等学者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投入，并指出中国目前的增长是以资源消费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邱晓华、郑京平等学者(2006)通过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模型，得出资本投入的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的结论，同时指出包括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效率提高、制度变迁等在内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也较强，但是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却相对较弱。赵志耘(2007)则认为以高投入的方式带来的经济增长只是阶段性的，中国经济增长中过去和目前都存在着明显的体现在设备资本中的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还有一些学者则从制度因素出发，如竞争和产权制度(刘小玄，2003)、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林毅夫，2004)、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张军，2007)等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

在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和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被人们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同时，发展经济学家们也认为，这其中如果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那么它们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并且社会也将会因此而蒙受相当大一部分的发展利益损失。也许是考虑到经济改革对完善市场作用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进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与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继续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总目标，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特别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成为了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因而，也有许多学者就经济改革(特别是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樊纲、王小鲁等(2003，2011)通过量化市场化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指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道路还没有完成，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汪锋、张宗益(2006)以中国省市面板数据估计了市场化改革以及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以此解释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周业安、章泉(2008)则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化和财政分权的双重分权过程，市场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要受制于财政分权水平。

我们在强调经济改革特别是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人力资本的作用。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经济增长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是由日本学者Uzawa(1965)提出的，他建立了一个包含物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在内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教育部门不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从而抵消了物质生产部门递减的边际收益，最终使得经济保持了长期的增长。以Mincer(1984)和Becker(1990)等为代表的学者从微观层面来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通过测度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的大小来研究社会产出的增加；而后随着Lucas(1988)的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和Romer(1990)引入了人力资本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提出，使得对人力资本的研究逐步推广到宏观层面，充分证实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作用。进入90年代后，更多的学者开始用实证的方法论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作用，主要有Mankiw(1992)、Benhabib(1994)、Murthy(1997)、María(2001)等。在此基础上，国内也有很多学者探讨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杨立岩、潘慧峰(2003)认为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地，是通过其对基础研究和知识的决定性作用来影响经济的增长。汤向俊(2006)通过分析中国1978—2003年的资本产出比以及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肯定了物质资本积累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但他同时强调由于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会导致人均物质资本的增加，且其所特有的边际报酬递增特征，会使得整个经济获得可持续的增长。杨建芳、龚六堂等学者(2006)构建了一个内生的增长模型，通过测算中国1985—2000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得到人力资本积累对这一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6.8%。陈彦斌，姚一旻(2010)则以一个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2007年中国的TFP增长率，得出人力资本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在10%左右的结论。(www.daowen.com)

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根据相关公开数据，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高等教育入学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衡量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旧存在着较大差距，因而无论是从人均还是从总量来看，我国人力资本状况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正越来越强烈地凸显出来。本部分正是试图将经济改革和人力资本这两个之于中国经济增长极关重要的关键词结合起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而综观现有研究要么局限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要么仅仅分析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少数的将改革与人力资本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也存在着较多不足，如张展新(2003)认为中国在转型期的增长中，市场化改革不仅改善了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而且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来提高其激励效率，然而其仅是用国内部分城市较早时期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詹新宇(2012)指出市场化改革力度的提高在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的产出效应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并采用回归的方法证明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然而对于时间序列变量的分析是否可以采用回归分析这种方法，尚待商榷。

作为一个集权程度高且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所出台的各项政策对国民经济都有着很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结合新型人口红利分析框架，那么，人口质量红利(主要是人力资本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有必要对此展开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