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恰好也处于有利的人口年龄阶段，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劳动参与率较高，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一人口红利帮助中国在这期间达到了高增长率。如图2-14所示，1978年之后，除1989年至1992年略有下降外，总体上人均储蓄稳步上升，且增长速度较快。同时，我们发现总抚养比迅速下降与人均储蓄的快速上升几乎同时发生，两者的变化率密切相关。

在很多有关居民储蓄的研究中，大多将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其导致的消费行为转变的原因有意无意的归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而推测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储蓄造成重大影响。

Higgins和Williamson认为人口的年龄构成影响国内总投资机会，如果人口更集中在年轻成年人，那么将出现投资率高峰，相反如果更集中在处于收入高峰期的较年长劳动力，那么将出现储蓄高峰。因此，一个对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体，当其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时，国内储蓄相对于投资机会而言存在缺口，所以将倾向于从国外借钱。相反地，当一个国家处于收入高峰期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过高时，将倾向于出口剩余储蓄。

由于预期寿命延长了，养老花费也将增加，而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家庭在养老方面的传统角色，储蓄是养老的主要手段，促使人们寻求养老的替代品，储蓄养老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因而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储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刺激了储蓄(袁志刚、宋铮，2000；Schultz，2004)。

在性别结构方面，则认为中国的性别比失调造成婚姻市场上的竞争性存款，有儿子的家庭推迟消费进行财富积累，而其中计划生育政策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计划生育政策还刺激了消费行为的转变，基于自愿减少生育补贴的人口政策对储蓄的影响应该小于那些具有同样效果的生育配额政策，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采取的计划生育政策(舒尔茨，2005)，因为如果生育数量外生给定，家长的权衡就变成自己的储蓄和消费的权衡(Zhang and Zhang，2001)。Modigliani和Cao(2004)、殷兴山(2007)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孩子是生命周期储蓄的有效替代物”。从20世纪70年代起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作为孩子替代物的生命周期资产积累就变得更为重要。舒尔茨也承认，如果储蓄和孩子是互替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的影响应该更大。

(www.daowen.com)

图2-14　人均储蓄的趋势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人均储蓄的增加必然带来资本的积累，如图2-15所示，1960—1978年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百分比呈波动上升的趋势；1978—2000年这个时间段，1993年资本形成总额占比达到峰值为44.24%，随后呈下降趋势。2000年资本总额占比为34%，之后该比例快速上升，近几年维持在47%水平上。

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而说明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控制人口出生率降低了抚养比和人口增长率，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图2-15　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