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对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作任何区分，直接分析劳动力数量增加或劳动参与率提升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Bloom和Finlay(2008)通过对亚洲各国1965年至200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这一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的增加对日本、中国、韩国、东南亚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分别是9%、26%、29%、40%左右，南亚的经济增长中至少也有40%是由人口增加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所带来。田雪原(2007)在其研究人口盈利与人口亏损的文中曾提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年龄人口供给持续增长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经济起飞相类似。世界银行(1997)的报告显示中国1978年至1995年间经济增长中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率为17%，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率为16%，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7%，其余未解释部分是30%。类似地，蔡昉和王德文(1999)对中国1978年至1998年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解，发现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率是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率是24%，劳动力部门转移的贡献率是21%，物质资本投入增加的贡献率是28%，未解释部分是3%。李善同等人(2005)把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归结于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他们通过核算发现1978年至2003年间，这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63.2%、10.6%和26.2%。王文举和范文君(2007)的研究结果则是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2.44%来源于资本增加，约有7.80%来源于劳动投入增加，约有14.22%来源于市场化改革，约有5.55%来源于技术进步。这些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中，劳动力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各不相同的，高的如Bloom和Finlay的研究有30%左右，而低的如王文举和范文君的测算大概只有7.80%。这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们对经济增长的期间选择不一致所导致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模型和计算方法。

第二类是把人口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考察人口转变过程中抚养比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王德文、蔡昉、张学辉(2004)的研究发现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1982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的下降带来了2.3%的经济增长速度，即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6.8%。与此结果差异较大的是，Wang Feng和Andrew Mason(2004)认为中国1982年至2000年间的经济增长中15%是由第一人口红利引致的。王金营和杨磊(2010)的研究结果则是，中国的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过去三十年里劳动负担比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这个结论比较有意思，其每单位劳动负担比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1.06个百分点，与王德文等人0.115个百分点相差较大，但最后其认为近30年来人口抚养比的累积贡献率为27.23%，而王德文等人的研究结果是，近20年来的总抚养比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6.8%。

第三类是把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分为自然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两部分内容，单独考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典型的如陈友华(2008)建立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确定性模型:(www.daowen.com)

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L和P分别表示15—59岁组人口数与总人口数，GDP、L和P右下角的t表示年份。LS与PS分别代表标准人口(或参照人口)中15—59岁组人口数与总人口数，为标准人口中15—59岁人口比例，则GDP t为含有人口红利因素影响情形下的t年的实际GDP，而GDP S t为不含有人口红利因素影响情形下的t年的理论GDP。因此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率计算公式如下:

其利用1978—2006年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处于人口负债阶段，此时人口年龄结构因素或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为负。然而，伴随着人口转变的持续进行，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突出地表现为15—59岁人口比例持续上升，总抚养比持续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因素或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逐渐由阻碍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且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量与在GDP中所占份额均持续增加。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GDP中有超过十分之一是由“人口红利”因素所创造的，到2006年时人口红利因素贡献率达1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