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测算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在分析方法上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一般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或原型，对其两边分别取对数形成对数差分模型或者是在原始的生产函数中通过多种变化加入人口抚养比变量，利用统计年鉴上已有的宏观经济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来计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大小。现有的人口红利文献中，蔡昉(1999)、施娜柯(2005)、王文举和范合君(2007)、王承强(2008)、王金营和杨磊(2010)、周志梁(2014)等人使用的均是第一种人口红利贡献率的测算方法。第二种是对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对这些因素进行分解，从而测算出人口增长过程中代表人口红利的抚养比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程度。王丰(2007)把人均产出增长率分为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抚养比增长率两部分，并在假设前者不变的前提下，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可等同于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变化。王德文、蔡昉、张学辉(2004)把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转变的因素纳入到稳态经济条件下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模型中，分析抚养比变化对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毛新雅、彭希哲(2012)在Barro和Salai-Martin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包含期初人均GDP、期初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和可能影响生产率的其他因素的人均GDP增长模型用于测算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涂舒和周宇(2013)从增长核算的视角把经济增长划分为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长和技术及效率的增长两部分，并使用调整后的索罗增长模型分析了剔除掉标准人口结构下的增长后，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如前文所述，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带来的劳动年龄结构优势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从而增加储蓄率，而储蓄率的增加又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除了直接研究劳动年龄结构所导致的抚养比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外，学者们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作用过程中所使用的第三种方法是把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替代变量，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从而间接得出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贡献率大小的结论。

吕品、林芳(2011)在对中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中，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为人口红利通过储蓄途径对经济产生影响和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给途径对经济产生影响两类。在研究人口红利通过储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借鉴Leff(1969)模型，以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为因变量，各类抚养比为自变量分别建立回归模型测算人口红利的影响效应。唐代盛等(2014)则认为高储蓄是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他首先通过建立回归方程测算抚养比对中国储蓄率的弹性系数，并计算出各类抚养比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再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间接地得出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