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红利主要是指城镇化和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过程中所实现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杨云彦等，2014)。一般而言，结构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载体应该包括劳动力的转移、资本要素的转移和土地要素的转移(张辽，2012)，而我们所指的人口结构红利则主要关注劳动力的转移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促进作用。城镇居民与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之间在生产生活条件上存在差异，加快城镇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扩大内需的一大源泉。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不仅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还会深化劳动力分工，提高劳动力与物质资本的配置效率。城市和农村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已有研究表明，农村大约滞后于城镇8年时间进入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与城镇人口相比，农村人口有着更为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沈君丽，2005)。一方面，农村由于存在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农业生产部门并不能完全消耗这些年轻劳动力，因此农业部门存在着劳动力的大量闲置现象，劳动力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劳动生产率非常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农村地区人口红利的获取，并不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城市需要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来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既有利于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又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发展。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率的非农业部门，从而导致了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朱洪，2007)，这本身也是人口结构红利的一种释放。

此外，农业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由于第二、三产业部门的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当农业劳动力转入这些部门时，对其劳动力素质有一定的要求(张学辉，2005)，因此人口质量红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人口结构红利的获取。

在长期的计划生育体制下，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点，未年成人和老年人比重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加之劳动力资源丰富，使得我国劳动力在国际上具有相对优势，从而吸引了大批制造业在国内的投资，同时促进了加工制造业出口的增长，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顺差。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农村出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产业集聚和城镇集聚导致城市化的大范围出现，即城乡结构转变。人口的城乡结构转变会改变固有数量人口的生产效率，从而改变经济增长的水平和表现。人口城市化进程通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刺激消费增长和结构优化，拉动城市边缘和农村地区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钱纳里提出了著名的“结构红利假说”，即由于不同产业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率和增长率，因此当基础要素投入从低生产率水平或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率增长的部门流动时，就会促进总生产率增长，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这种由于要素流动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形成了“结构红利”。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劳动力从生产率增长低的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促进了社会整体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得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得劳动力自由流动更加便利，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的改革，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引导劳动资源从过剩地区转移到短缺地区。劳动力资源的流动为流入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同时流入的劳动力也带动了当地的消费，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www.daowen.com)

如前所述，我国的劳动力剩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由于城乡间壁垒造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户籍制度为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制度，使得许多农村劳动力即使进城务工，也很难获得身份上的认同，这种归属感的缺失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继续进入。而最近几年政府政策已经有所松动，很多城市都相应出台了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政策，旨在给他们一个公平的劳动机会。然而现实的反馈是城乡间的壁垒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农民工依旧游离于城市社会群体之外，呈现出自身的“孤岛化”和“内卷化”(王春光，2006)。由此可见制度和政策不是造成城乡壁垒的最主要原因，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唯一原因。很多城市人口对农村的务工人员排斥和不认同，使得农村务工人员很难产生归属感和安定感，这些务工人员往往在回家务农和在外地打工之间不断摇摆，形成“往复式流动”。“半城市化”是王春光提出的对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现状的一个描述性概念(王春光，2006)，他认为只有在系统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完全的嵌入，才能算是农村劳动力完全融入城市，即城乡市场分割壁垒消失。因此，要想完全利用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除了进一步放宽制度限制，我们还需要对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人口以人文关怀，在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打破壁垒坚冰。第二是中西部的劳动力剩余，随着东部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遭遇了严重的发展瓶颈，这些产业有向劳动力存在比较优势的中西部迁移的动因。如何更好地承接这些转移产业?我们认为以下三点是关键所在。首先是在中西部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的落地和发展打下基础；其次是选择性接受产业，尽量与自身区位特点相结合；最后是加强自身劳动者素质的培养，以适应承接产业生产需求。

新型人口红利的三个维度除了分别通过劳动力年龄结构、劳动力自身素质提高以及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和乡城之间转移等方式各自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外，三个维度之间同时还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经济增长。人口数量红利的实现主要通过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增加潜在劳动力数量，但由于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具有阶段性，其存续期相对短暂，劳动力产业和乡城转换可以带来劳动力要素的配置结构的优化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人口结构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则通过技术进步和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等多种渠道实现经济增长。虽然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的实现并未真正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增加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但是，其分别从要素配置结构优化及人力资本积累途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弥补了人口数量红利存续期短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性的缺陷，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口红利的延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