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人口数量红利是通过劳动力大量参与经济活动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是构成劳动力的两个方面，人口质量红利指的是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和综合素质提升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杨云彦等，2014)。即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适龄劳动人口都已实现了充分就业，其劳动生产率也不可能完全相同，造成其创造财富能力差别的最主要因素是其受教育程度。劳动人口随着其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即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也会显著提高，这在提倡“知识经济”的当代社会尤为突出。

人口转变下生产性年龄阶段的人口份额增加，能够增加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李蕾、郑长德，2008)。一方面，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劳动技能的增加能够有效解决当前长期存在于我国社会中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如自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从而实现劳动力与就业岗位的有效匹配。这不但能够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且还能够弥补劳动力数量不足，增加有效劳动的供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还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技术进步，从而获取到比物力投资更多的利润、更长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高书国，2014)。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已有的研究表明健康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对教育和储蓄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而这两者又是推动和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吕娜，2009)。

中国人口数量的减少、家庭规模的缩小给人口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每个家庭孩子的数量减少使得家庭发展出现新的变化:父母有更多的精力和金钱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健康，同时也有更高的意愿和资本投资孩子的教育。这就使得家庭中每个人的整体素质得到提升。扩展到整个社会，社会劳动力人口的整体素质提高，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弥补某些岗位劳动力数量的不足，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因此，“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可能伴随着“人口质量红利”的产生，中国的廉价研发人才(理工科毕业生)供给充裕(候延坤，2015)。中国高校从1999年扩招之后，大中专毕业生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由每年的100万人增加到700多万人，导致大学生供过于求，找工作难，平均工资不高且增速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本科毕业后接着攻读硕士研究生的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20%，而且有增加的趋势，其中60%都是理工科类研究生，这就表明我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会有更多的研究者。中国每万名员工中研发人员的数量从2000年的10名增加到2011年的38名，到2011年底研发人员总数达到190万，从绝对数量上看排在世界第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3年城镇单位科研人员平均工资为7.7万元人民币，其他单位为8.8万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一名工程师的年薪约为15万美元)，这意味着我国未来研发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在一些高科技行业的全球竞争力大大增强。(www.daowen.com)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使得出生率下降、妇女更健康、家庭经济压力减轻，再加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父母有更多的资源投资给孩子，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更高的综合素质。这些孩子正在进入或已进入社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他们具有比前几代人更优越的综合素质，正成为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源泉。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父母一代也有更多的资源投资自身健康，使得社会平均寿命增加，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在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退的今天，要继续有效实现和收获人口质量红利，必须尽快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人口发展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