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量红利简单地说就是在具有优势的劳动年龄结构下，劳动力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一般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0—14岁人口与65岁以上人口之和与15—64岁人口的比值小于50%时，该国家和地区拥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且整个国家负担较低，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所创造出的财富中可以把更高的比例用于再生产投入，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人口数量红利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超速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真正实现经济超速发展，还要看该国是否充分利用了所存在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一般认为，人口数量红利通过以下途径对经济增长起作用:一是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为实现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提供了可能，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汪小勤等(2007)引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通过对其求导证明了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从而实现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都阳(2007)还认为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妇女参与到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增加，这同样可以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二是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整个社会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使得社会总抚养比较低，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储蓄率因此会相应提高，这为实现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陈友华(2008)基于个人生命周期视角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进入劳动年龄的个人储蓄变化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因此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升有助于整个社会储蓄率的增加，最终带来经济增长。正如钟水映等(2009)所认为的抚养负担低的人口年龄结构会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据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年的测算，中国1978年以来国民储蓄率较发达国家的储蓄率高出十多个百分点，储蓄倾向明显高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也是人口数量红利的扩大效应。

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高于总人口数量的增加，社会整体的劳动力供给充裕，如果社会总体就业充分，就会降低社会劳动力成本，使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大为增加。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劳动人口大规模增长，劳动参与率始终保持相对稳定、较高的水平，使得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产品附加值低，主要靠资源消耗和廉价劳动力增速。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妇女从传统的家庭观念和模式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培训和学习技术，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增加，提高了劳动力参与率，实现了经济增长。社会总抚养比是社会人口数量红利的表现形式。总抚养比越低，人口数量红利越高。因为当抚养比下降时，由于全社会用来抚养的压力减轻，GDP构成中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增高，投资高速增长，进而推动经济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从我国自身情况来看，人口数量红利期与人口政策变动时间大致同步。人口政策使我国在未满足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尽早进入人口红利期，渐进的人口政策调整又使得人口红利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长。(www.daowen.com)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数量变化分几个阶段，不同阶段人口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导致社会负担加重而对经济发展不利；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口数量优势逐渐发挥出来，劳动适龄人口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增长步伐逐渐放缓，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抚养比的上升，使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于中性。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增长和劳动力数量增加对经济的影响，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应归功于劳动力充裕导致的制造业成本低廉。随后的研究逐渐扩展到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上，即学术界所界定的第一人口红利——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中间大，两头小”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时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裕，而劳动力人均负担比较低，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分析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而在比重较大的劳动力人口队列进入老龄化阶段后，还会形成高水平的国民储蓄率和资本供给，对经济增长也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从本质上看，后者是人口数量红利的延伸。此外，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这一时期少儿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年龄，低生育率使得更多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进入社会工作，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