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人口红利的大量研究都认同人口红利主要包含两大基本要素: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王颖、佟健、蒋正华，2010)，因此，传统人口红利理论着重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在某一段时期内各年龄组的人口的比重。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历经诸多讨论，较为公认的划分方法是将人口年龄以15岁和65岁为两个临界点，划分为三组。其对人口红利概念的讨论，根据人口结构转变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主要有“因素论”、“结构论”以及“期限论”三种观点(王叶涛，2013)。

(1)“因素论”。以蔡昉、王德文、贺菊煌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概念，是指人口转变过程中社会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这一时期中，少儿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较低，进而劳动力占比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加大以及妇女就业机会增多等，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为“人口红利”。

(2)“结构论”。以田雪原、彭希哲为代表的学者从人口转变结构的角度进行界定。田雪原(1983)认为由于生育率和出生率下降，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下降过程，当总抚养人口比重小于50%时，标志着人口年龄结构进入真正的人口红利时期。

(3)“期限论”。期限论是基于有利于经济增长人口转变时期来界定的。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致使人口在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发展过程中，会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处于这个阶段的社会生产性人口占比较大，这段时期也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

虽然以前对人口红利的认识仍处于人口数量阶段，但已有学者将更多其他因素也纳入研究。如车士义(2011)考虑已有的关于中国和东亚人口红利研究，是基于结构和制度相对稳定的隐含假设下进行的，通过在模型中纳入三产结构、城市化率等结构变量和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对外开放等综合适度变量，在剥离结构和制度的影响后发现，经济增长主要受固定资产投资、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变迁的影响，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从如何能够收获人口红利的角度来看，“人口红利”只是一个潜在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要素，“人口红利”要素得到有效利用是有条件要求的:首先，经济需要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人口红利”这一要素有需求，并且有与能够充分发挥“人口红利”要素作用相互匹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杨云彦，2012)。在这些条件中，劳动力资源能否被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第二，有效的劳动力配置制度则是利用人口红利的保障，其中最重要的是提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保障。第三，劳动力本身要有参与劳动的意愿，劳动参与率要求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也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前提。第四，人口红利的大小受制于劳动人口素质，而当前我国劳动力普遍呈现出低质性的特点。第五，人口红利还取决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王颖、佟健、蒋正华，2010)。而要在人口老龄化阶段获取第二人口红利或者衍生的人口红利，同样是有条件的:只有制定合适的政策，人口老龄化才能带来第二人口红利。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人口老龄化也可能带来其他问题，比如随着老年人口越来越多，社会抚养负担会加重，人均收入和消费也可能降低。另一种情况是两代人之间的代际转移支付会加强。这既可以通过像美国、日本、欧洲那些国家一样发起或扩大公共养老金计划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加强家庭支持系统，加大子女对老年人的养老支持来实现。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实现家庭的生命周期目标和社会的分配目标。但是，能够产生第二人口红利的储蓄动机则会受到严重损害(Andrew Mason，et al.，2004)。而倘若储蓄不增加，则第二人口红利难以产生。其次，随人口老化新增的储蓄必须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市场才能提高劳动者的人均产出，从而产生人口红利(姚引妹，2010)。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不论是什么形式的人口红利，都并不会自动取得，而是需要与一定的外界条件相配合才能实现真正的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结合对人口红利已有的概念总结，针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现实，我们在考虑人口红利概念人口学属性的基础上，突出人口红利的经济属性，以对人口红利概念进一步修正完善。据此，我们对新型人口红利概念进行如下界定: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抚养比下降，由劳动年龄人口充分供给带来的生产性人口数量相对较多(人口数量红利)，以及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人口质量红利)、人口就业产业结构及城乡结构转换(人口结构红利)，所获得的超出常规经济增长之外的超额经济增长。

给出这样的解释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国际经验表明，几乎所有已经经历人口转变的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都受益于“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人口老龄化也随之而来，传统理论则认为人口红利这种额外的经济效应会逐渐消失。然而，人口红利更多地作为一种经济概念出现，其经济效应的发挥势必会受宏观作用机制的影响，我国的社会转变、人口转变、经济增长都呈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人口红利可能会以多种形式存在(王叶涛，2013)。(www.daowen.com)

我们可以结合近五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考察近50年间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动、人口质量变动、城乡二元就业结构变动情况，来寻找相关事实线索。自1964—201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11.96%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人口中具有生产性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长了18.78%；大学受教育程度人数增长了三倍多，文盲率由33.58%下降到4.08%；城镇就业人数提高了近两倍，农村就业人数提高了60%。随着特殊人口政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人口转变速度非常迅速，传统人口红利理论仅仅关注了这种生产性人口比重上升、抚养负担减轻所产生的红利，很少将伴随这种转变的人口质量提升以及城乡就业结构优化纳入人口红利的考虑范畴。因此，我们认为如此考虑有两个显而易见的优势:一是由于生产性人口比重上升带来的宏观经济增长以及人口抚养负担减轻提高了微观家庭的教育投入，使得人力资本得到大幅度深化，这种人口质量红利反过来也会促进经济增长(Finley，2005；Joshi and Schultz，2007)，而单一利用抚养比进行度量不仅假定了微观个体在生产能力上无差异，而且还忽略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反向作用机制，因此，纳入人口质量红利是必要的(胡鞍钢、才利民，2011)；二是我国城市就业人员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农村，但从增长率看，城市每年新增的就业人数远远超过了正常人口新增比例，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就业劳动力来自农村。蔡昉(2010)认为农村进城从事非农职业的劳动力已超过2.3亿，同时非农业户籍人口占比却不足40%，这说明未来仍将有大规模潜在的劳动力人口流入城市。陈友华(2008)认为城乡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是务工经商，对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教育投入的加大以及户籍制度的逐步放松，大量潜在的农村劳动人口流入城市，会使得劳动力配置不断优化，并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将中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就业结构上的红利纳入人口红利的范畴也是必要的。

至此，我们在传统人口红利(即“人口数量红利”)的基础上引入了“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重新构建了一个包含“三维人口红利”的新型人口红利理论框架。所谓“人口结构红利”是指由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低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转移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对经济增长显著的拉动作用。所谓“人口质量红利”主要是指由于教育投入使得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劳动力质量不断得到提升，劳动层次以及劳动效率得到充分拓展和发挥，进而对经济增长带来显著拉动作用。

此外，基于已有对人口红利的研究结论，我们对新型人口红利的相关特征作如下阐述。

首先，人口红利只是加快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因素，并非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早期学术界对于此说法存在一定的分歧:认为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的学者更倾向于认为人口红利就是一种经济红利；认为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的学者强调了人口红利向经济红利转化需要满足一定的外在条件；而认为人口红利仅仅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因素的学者往往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并且其作用也不是独立的，需要综合考虑其与其他变量对经济产生或正向、或负向的影响。对于“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因素”的论断最近趋向了主流，不过国内学者不仅认为人口红利是一个有利因素，而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目前普遍认为人口红利的出现并非自发的，这种重要的有利因素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良好政策的配合。

第二，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转变，医疗水平的提高也进一步加速了老龄化，这使得传统人口红利窗口期明显被缩短。在人口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第二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第三阶段)转变过程中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转变之快，程度之深实属罕见，然而人口转变如此迅猛地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相应的人口红利配套诱导机制建设存在较强的滞后性，使得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还发挥得不够充分。同时，随着人均收入、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加之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老龄化不断加速。学术界探讨的“第二人口红利”是否能真正发挥潜力，还依赖社保、医疗、养老等多项制度的完善程度。然而，人口红利又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一旦把握不住收获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随之而来的将会是长久的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虽然衍化出不同形态，但还是需要一定的劳动力数量基础，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必然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延续。

第三，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是相互交替变动的。人口红利是基于一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出现的，一般人口转变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有利于人口红利出现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而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人口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到1.5左右，使得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社会家庭随着少年抚养比的下降由追求数量逐渐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整个社会会随着财富积累的增加逐渐增大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人力资本提高以及医疗进步引致的预期寿命增加反过来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未来人口红利受经济增长影响会继续衍化出更多的形态，而人口红利作用经济增长的路径也不仅仅限于储蓄、经常项目，未来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因果关系会更加复杂(王叶涛，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