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离不开对人口结构转变的探讨。我国的人口转变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转变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增长率的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到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实施之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阶段。自2000年以来，为了更好地引导人们的生育行为及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政策更多地向综合治理阶段转变。伴随着人口数量变化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统计数据显示，1953年我国的人口总抚养比为68.61%。由于这一阶段人口的快速增长，到1964年增加到了79.40%。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1982年人口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分别为62.60%和54.60%，而2010年则分别降低至34.20%和22.30%。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使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下降，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如果社会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将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目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是稳定低生育水平与低生育水平得以稳定的时期，也是人口红利从主要来自量的变化向来自量中求质的变化转变时期(马瀛通，2007)。中国经济发展由于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不久即将耗竭，而由于人口老龄化所可能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实现还取决于人们积累的财富在多大程度上能作为资本投入市场，进而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而不是用于转移支付或消费。换句话说，人口红利不可能是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丰，2007)。一方面，要完善调整现有的生育政策。生育政策调整的时间，既不能过早，以免导致人口规模超出资源环境承载力，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也不能错过调整政策的最佳时机，使人口老龄化更趋严重。而生育政策微调的口径，应“由现行政策逐步过渡到二孩政策”(姚引妹，2010)。当然，人口政策不能独自解决，需要多种政策相配套综合治理，包括劳动政策、教育政策、健康政策等(林毅夫、蔡昉、胡鞍钢，2006)。在人口优势逐渐丧失的同时，保持这些有利于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进一步改善政策环境，有助于使人口因素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包括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建立和完善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制度障碍等(沈君丽，2005)。劳动参与率提高，使得中国继续收获传统意义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当前中国人口生育政策适时调整的背景下，随着教育制度的完善、就业环境的持续改善，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意愿不断提高，退休年龄也将出现推迟的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从表征上体现出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收割。就业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我们将收获就业结构调整型人口红利。我国目前正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和新城镇化过程，但农村就业人员和农业劳动力的规模仍然庞大，伴随农业劳动力持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转移，这一过程必然会形成转移就业红利，就业结构调整型人口红利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来源(唐代盛，2013)。未来我们必须从投资拉动型经济走上人才拉动型经济之路，让“人口红利”提升为“人才红利”。概括地说，就是从依靠人口数量、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红利”，转向依靠人口质量、依靠科技创新能力的“红利”(夏新颜，2012)。人口健康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补偿逐渐消失的人口数量红利，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尹银、周俊山，2012)。同时，素质提高型人口红利还会为数量型人口红利和就业结构调整型人口红利的释放创造条件(唐代盛、邓力源，2012)。(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于人口红利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现状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劳动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所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对较多的经济增长贡献上。当前，对于人口红利的内涵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拓展，进一步的探讨则需要结合我国特殊的人口政策所导致的特殊的人口转变过程，跳出原来单纯关注劳动力人口数量优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分析框架，从结构优化、劳动力素质提升等方面来综合研究对人口红利的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