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期或人口机会窗口是每个国家和地区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都会遇到的一个特定阶段，但如前所述，最后能否在这一时期收获人口红利，需要取决于各国的政策制度安排。从世界范围来看，既有有效利用人口红利期，采取各种积极的政策制度安排收获人口红利，极大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例子，也有虽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但其糟糕的制度安排却错失了这个能够提升本国经济大好时机的例子。从收获人口红利的国家和地区看，较为典型的例子有东亚奇迹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其中，韩国政府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国际比较优势出发，在人口红利期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予以资源和资金支持，创造了令人羡慕的“汉江奇迹”(何天谷，2006)。日本经济在1955—1973年期间年均GDP增长率也高达9.22%。Jones(2002)认为始于1970年的东亚人口转变不仅仅在于它带来了传统人口衡量指标的变化，如死亡率、出生率及自然增长率下降，更重要的是人口转变这一过程引起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劳动力的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赡养负担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对东亚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David Bloom在1998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研究发现东亚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达到了四分之一，并认为人口转变是东亚经济起飞的现实背景和客观要素。相反，拉美一些国家也曾出现过非常有利的人口优势，但却没有因此受益，其人均收入在1975年到1995年期间仅保持了年均0.7%的增长速度，与东亚6.8%的增长速度相差甚远。其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政策的作用不力。有学者研究表明，如果该地区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平均增长速度将翻番(漆莉莉，2004)。法国和芬兰等国家由于工业革命开始相对较早，人口转变的完成基本是随着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而社会总抚养比降低，人口红利却并不十分明显。同样，由于经济发展而造成的预期寿命延长，使得人口红利期后，人口负债在一个较高基础上平稳上升，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变动都比较平稳(梁同贵，2009)。(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