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人口转变过程中存在着出生率的下降使得整个社会负担较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有助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期。大部分学者把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即总抚养比在0.5以下的阶段看成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期。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如陈友华(2005)认为人口负担的轻重是相对的，是相对于标准人口而言的。他以1957年瑞典生命表人口作为标准人口，当抚养比低于标准人口抚养比的5%时，即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红利期。车士义(2009)则认为，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10%为分界线，当总抚养比在50%以下，且老龄化率低于10%时，这样的阶段才能收获真正的人口红利，也即是真正的人口红利期。而当老龄化率超过10%，即使总抚养比在50%及以下，其人口红利也是虚假的红利，所处的阶段也是虚假的人口红利期。而李(Ronald Lee)和梅森(Andrew Mason)(2006)的观点则不同，他们认为虽然“第一人口红利”不可避免地最后趋于消失，但是随着老年工作人口的增加和退休年龄的延长，这些人具有较强的资产积累动机。而当这些多积累的资产在国内或国外进行投资时，国民收入就会增加。因此，“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之间是连续的，“第一人口红利”首先出现并最终会消失，而“第二人口红利”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可能是无限的。虽然学者们有关人口红利期或人口机会窗口的判断不尽一致，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由劳动年龄优势带来的人口数量红利不可避免地趋于消失，而老龄化时代不可避免地会到来。因此，面对劳动年龄结构优势的逐渐消失，如何在老龄社会里一方面尽可能地延长这种劳动力数量优势，更重要的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调整相关制度，使得人口红利的存续不仅仅依赖于劳动力数量，而且能够在有限的劳动力资源的前提下通过更有效的劳动资本配比、提升劳动力素质和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等方面来实现。

学者们对于我国人口红利期的判断，主要集中在由劳动年龄结构优势带来的人口红利持续阶段的判断上，并且由于对人口红利期或人口机会窗口的判断标准不一样，导致得出的结果各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以总抚养比低于50%作为人口红利测量的基准年龄，1990年我国总抚养比达50%，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从2005年到2015年，我国总抚养比基本在40%以下，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9.7%，人口红利期基本结束(刘家强、唐代盛，2007)。另一种观点认为，198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5.8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9.8%，此后该比重不断上升，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逐步打开。2000年之后中国进入人口红利高峰期，2010—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最高点(为71.9%—71.5%)，随后开始下降，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最高峰，为9.96亿人，2020年之后，我国的人口红利窗口逐渐关闭(于宁，2013)。也有学者把中国人口红利期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即开启期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9年期间，丰裕期是2000年至2010年期间，后红利期是2010年到2030年期间，负债期则是在2030年以后，人口红利已基本消失(任福兵、郭强，2010)。还有学者建议用动态人口红利来取代静态人口红利。他们认为可以依靠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利用延长的预期寿命，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高科技、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开发老年资源，健全和完善老年保障制度，不断提高国家、社会和家庭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动态人口红利之窗就可以长开不闭。按照他们的预测，把劳动年龄上限从2015年起每3年提高1岁，到2030年提高到64岁，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将从60.0%上升到67.8%，增加7.8个百分点；总抚养比也会从66.6%下降到47.4%，从而使人口红利期延长到2030年以后(熊必俊，2011)。由此看来，现有对人口红利期或人口机会窗口的判断主要还是基于人口数量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所处阶段的判断。虽然也有学者用动态人口红利的概念对2030年之后人口红利期的延长作了展望，预测由劳动年龄结构优势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中国可能还存在收获人口红利的阶段，但对于人口红利还能延长多久缺乏有效的判断和检验。(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