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口学家黑田俊夫(1993)指出，在生育率下降的最初阶段，由于孩子数量的减少会形成平滑的“年轻型”人口，而且达到老龄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要特别重视这个对发展社会经济十分有利的抚养比下降的“黄金时代”。杨云彦(1994)对我国人口转变的结果进行了预测，并认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使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下降，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如果社会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将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一个黄金时期，而如果错过这一黄金区间，人口老龄化问题将重新制约经济的发展。这是国内外学者有关人口红利的较早阐述，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人口红利”的概念，但已经把能够带来人口红利的人口转变阶段呈现得十分清晰明了。之后人口红利的研究者们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特定的人口转变时期从不同视角对人口红利进行了界定和研究。1997年，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首先使用了“demographic bonus”一词来描述人口红利，认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增长会使人口总收入增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从而带来整体人均收入的增长。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UNPF)的报告指出，未来二十年一些欠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暂时性的大量增长给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长期发展的机会。同年，布卢姆(David E.Bloom)和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mson)认为人口转变使得高少儿抚养负担下降，相应地会产生来源于“demographic gift”的经济增长。2002年，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正式使用了“demographic dividend”一词用来指代人口转变的一个阶段特征，在这一时期中生育率的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大大快于少年儿童的增长，因此总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口处于具有极高生产性的劳动年龄上。虽然安德鲁·梅森用“demographic dividend”对人口红利进行了界定，但他同时认为“红利”一词在字面意义上具有误导性。因为“红利”意味着经济收益是确定的，即便事实上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确抓住了这个人口发展机会，但也有不少国家却浪费了这样一个可以加速经济发展的机会。布卢姆(David E.Bloom)、坎宁(David Canning)和塞维利亚(Jaypee Sevilla)2003年的研究则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总人口中的大部分都处于劳动力年龄阶段，那么这一劳动年龄人口增加，生产力就能产生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但前提条件是能够利用这一劳动年龄人口优势的政策到位。蔡昉(2004)认为人口转变会经历以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为特征的三个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陈友华(2005)指出“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只有在人口变迁的中期，当青壮年人口快速增长的时候人口红利才会出现。彭希哲(2005)则认为，人口红利是将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杨云彦(2007)强调出生率下降使得整个社会的人口抚养负担下降，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人口窗口”。叶文振(2007)把人口红利看作是由人口机遇延伸而来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由于生育率下降，人口年龄结构成“橄榄型”带来经济加快增长的一种人口与经济的正面关系。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人口红利的界定并不一致，也存在着“黄金时代”、“人口窗口”、“人口红利”等不同概念的理解。但是，综合诸多文献研究的观点，我们认为人口红利至少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人口转变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使得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人口窗口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潜在的源泉；其二，一个国家处于人口窗口期是人口红利获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人口窗口期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前提，但人口红利的取得还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产生，并不是所有处于人口窗口期的国家和地区都一定能获取人口红利。

随着学者们对人口红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口红利的概念也开始逐渐拓展。梅森(Andrew Mason)和李(Ronald Lee)2004年首次提出了“第一人口红利”(first dividend)和“第二人口红利”(second dividend)的概念。他们认为“第一人口红利”产生于生产人口相对于消费人口的快速增长，而“第二人口红利”则产生于人们对于老龄化的预期而产生强烈的储蓄和资本积累的动机。他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由于人口年龄优势只能存在于一段特定的时期，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对于消费人口数量会缩减，阻碍人均收入的增加，从而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所以“第一人口红利”是暂时性的。而“第二人口红利”来源于资产所有者和劳动者数量平衡上的变化，以初期消费增长减缓作为代价，老龄人口的增加刺激了劳动生产率和资产性收入的提升。与“第一人口红利”不同的是，“第二人口红利”是老龄人口呈现出的一个永久性特征。穆光宗(2008)认为除了人口转变红利之外，当前还存在着三种人口红利:即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基本形式的人口投资红利、以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人口转移红利和老年人口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社会角色所形成的人口转型红利。胡鞍钢、才利民(2011)认为人口红利包含了人力资本红利、就业总量红利和就业结构红利三部分。杨云彦等(2014)则认为人口红利是由人口数量红利、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素质红利所组成的一个三维框架。(www.daowen.com)

人口负担是衡量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重要标准。人口红利会出现于人口转变的中期阶段，而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由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将出现人口负债，经济发展将受其累(陈友华，2005)。人口红利的收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前一代人的努力给当代人的回报，而人口负债则是当代人透支了未来时代人口的利益(彭希哲，2006)。一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是因为他们实施了合理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具体包括与劳动年龄结构和能力结构相适应的就业岗位的提供、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家庭通过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入来提高劳动力素质、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经济社会环境稳定和宏观政策的合理引导等(李魁，2010)。在良好的政策制度配合下，人口红利通过供求两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比非人口红利期更丰富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供给；二是通过数量相对丰富的劳动人口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即高储蓄和高投资来扩大需求，实现高增长；三是由于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较低，社会抚养和老年人赡养等民生负担较轻，更多的社会资源可用于经济建设(杨云彦，2012)。但是，迅速增长的劳动力人口可以是一种财富，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展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并没有实现充分就业而成为社会被抚养人口。当失业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时，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并不能保证人口红利的收获，不能就业的劳动年龄人口同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一样会成为需要社会抚养的人口，从而使得抚养负担系数的降低失去现实的意义(彭希哲，2005)。

另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老龄化阶段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第二人口红利”。“第二人口红利”来自于在人口结构的改变过程中，提高的收入水平、对未来收入不确定的预期等因素使得社会财富积累不断增加，而老龄化使得社会中的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因此社会中资本-劳动比率是不断增加的，并且这种增加的趋势是持久的，可以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同样，“第二人口红利”的实现不是自动的，需要政策制定者根据人口结构的改变作出相应的调整(巩勋洲、尹振涛，2008)。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人口红利，储蓄的增加可以带来投资的增加，更多投资与更加健康、更高教育水准、充分供给的劳动力相结合又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和更高水平的储蓄。这些因素的合力，最终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漆莉莉，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