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制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罗马法中的占有被称为“possession”，其取得须具备物的管领（corpus，体素）以及占有意思（animus，心素）两个要件。罗马法对占有制度的分类也比较详细，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种：其一，市民法上的占有。此种占有系构成依时效而取得所有权要件的占有；其二，依命令之占有。此种占有系法务官命令所保护的占有，而在所不问其是否与所有权结合；其三，自然的占有。此种占有系以“仅为他人保持的意思”的占有^[7]。罗马法将占有从本权中分离出来，将其独立化，旨在维护社会和平与秩序。与之相对应，日耳曼法中的占有被称为“gewere”，其是日耳曼法的核心概念，与罗马法不同，日耳曼法中的占有并没有与所有权进行严格区分，占有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而是一种权利。

近现代各国民法典中的占有制度，多为罗马法占有制度与日耳曼法占有制度的融合，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如德国民法兼采二者但又偏重日耳曼法上的占有制度；《瑞士民法典》主要源于日耳曼法的占有制度；《法国民法典》则主要源于罗马法的占有制度。^[8]

在体系安排方面，德国、日本等国民法典中均有占有制度的规定。占有在民法典物权编中的体系地位，因各国对占有性质界定不一及各自历史发展渊源、社会状况的不同，进而有不同的设置。《德国民法典》认为占有是一种对于物的事实上管领力，故将占有规定于物权编第一章；《瑞士民法典》也认为其是一种事实，但将其规定在物权编最后一章；《日本民法典》认为占有是一种权利，将其规定于物权编第二章；《法国民法典》将占有与时效并列规定于法典的最后一编。(www.daowen.com)

在我国民法中，占有原来只是作为所有权抑或他物权的一项权能而存在，未在立法上确立独立的占有制度。《物权法》将占有制度和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制度并列，并规定于第五编，凸显了占有制度的重要。但“占有制度始终处于物权体系的辅助地位，不能喧宾夺主”。^[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