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置权的沿革

留置权有民事留置权和商事留置权之分。民事留置权为民法所规定的留置权，商事留置权为商法所规定的留置权。一般认为，留置权起源于罗马法上的恶意抗辩。但在罗马法，恶意抗辩仅仅是诉讼上的一种抗辩权，仅对特定人发生效力，而非一种物权。商事留置权起源于意大利都市的习惯法，其作用在于维持商人之间的信用，以确保交易安全。罗马法的恶意抗辩和中世纪商事习惯法，为后世各国的留置权制度之鼻祖；但是，各国在19世纪近代民法典化运动兴起时对其继受，却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法国民法典》比较忠实地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不仅主张留置权性质上为双务合同的抗辩权，而且在立法例上也模仿罗马法，对留置权问题未设统一规定，而是将债权人享有的各种拒绝给付抗辩权分散于法典各处。不过在理论界，学者却从中总结出一定的原理，将留置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利。

《德国民法典》将留置权规定在“债编总则”中，是将其作为债的关系处理而没有认可其物权性，这点和《法国民法典》相同。但是，与《法国民法典》不同的是，德国的留置权制度，是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规定在法典中的。

《瑞士民法典》一改自罗马法以来的传统，将动产留置权与动产质押权并列，^[4]性质上和动产质押权一样，具有留置效力和优先受偿效力，同时在债中规定同时履行抗辩权。至此，留置权的担保物权性质完全形成。

《日本民法典》专列一章对留置权加以规定，也认可了留置权的物权性质，但是仅仅具有留置的效力而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当然，留置权人有权收取孳息）。而且，《日本民法典》上的留置权的客体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动产，还包括不动产。此外，《日本商法典》还规定了商事留置权。

我国清朝末年制定的民律草案没有规定留置权；民国政府初期民法草案规定了留置权，但认为其仅仅是一种给付拒绝权；《中华民国民法典》则规定了留置权，将其置于物权编，认为留置权独立于质权，具有留置效力和优先受偿效力，且仅限于动产。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务上虽承认留置权，但在立法上长期没有规定。直至1986年的《民法通则》，我国开始正式将留置权作为担保的一种加以确认。1995年的《担保法》专章规定留置权，认可了留置权的留置效力和优先受偿效力。2007年的《物权法》也专章规定留置权，更加明确其担保物权的性质。另外，《海商法》等特别法还规定了船舶留置权等商事留置权。(www.daowen.com)

（二）留置权的社会作用

留置权具有保护债权人和鼓励劳动这两方面的作用。

由于债权人已经占有了标的物，加之债权与该物又有牵连关系，所以，在债权未获完全清偿前，如果要求债权人返还标的物的占有，那么债权清偿不能的风险就会增加。这样，对债权人很不公平；相反，如果债权未获完全清偿债权人有权扣留标的物，就会给债务人造成心理压力，迫使债务人履行债务，进而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只有如此，民法的公平与对等正义原则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实行，而不致沦为一纸空文。”^[5]所以说，留置权制度的理论依据是公平原则。^[6]

另外，由于留置权大多基于债权人在留置物上附加了一定的劳动而产生，属于“费用性担保物权”。债权人对留置物施以劳动、技术或供给材料，为标的物的保值、增值做出了贡献。对于这类债权通过留置权给予优先保护，给债权人以确定的行为预期，避免了债权人“劳而无获”的风险，进而鼓励劳动创造价值观。^[7]

当然，在当代社会，留置权的作用范围和约定担保物权相比较窄。因为，留置权仅仅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而不像约定担保物权那样具有利用财产进行融资的作用。因此，在担保法体系中，其地位相对较弱。如学者所言，“留置权更多保留着古老的特征，只在一般的市民社会中发挥作用，处在担保物权领域中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角落，较少有人问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