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权性质来看，自以法定为宜，尤其是某一时期，根据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可或缺的权利必须用法律来规定”，^[47]但是，由于人类智慧和预见力的有限，制定法律之时不可能将一切重要的支配性权利均规定为物权；而且，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原有的法定物权类型可能不敷使用，而债权性的保护又对当事人不利。此时，严格固守物权法定无疑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物权法定原则受到了挑战，出现了物权法定缓和的趋势，学说透过各种理论以缓解物权法定的僵化。当前，主要有四种学说：

（一）物权法定无视说

此说以日本学者我妻荣、末弘严太郎为代表，认为应根本否定物权法定之规定，盖物权法定主义整理旧物权制度，以防止封建时代旧物权之复活的机能已经实现^[48]，习惯法乃应社会需要而生，不仅无法阻止，且即便阻止也有害无益，从保护土地利用人之立场言之，认为习惯法有废止现行法之效力。^[49]该说从法社会学或方法论来看，固非无据，但如此解释显然逾越了物权法定法条的文义。

（二）习惯法包含说

此说以我国早期学者刘志敭、张企泰为代表。该说认为，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习惯有法之效力。故而，此之习惯法也包括在法律含义之内。刘志敭根据我国实情，地广人多，习惯各异，法律对此付之阙如，社会生活不容其将悬而不决，且习惯法之本质与施行程序与法律皆无差异，因此，应包括习惯法在内。^[50]该说比物权法定无视说稍微缓和一些，但其与物权法定之本义仍有未符。

（三）习惯法物权有限承认说(www.daowen.com)

此说以舟桥谆一、郑玉波、王泽鉴、谢在全为代表。该说认为，物权法定所指的法虽然不包括习惯法在内，但从物权法定主义的存在理由来看，如果依社会惯行所产生的物权：①并非妨害自由的所有之封建物权；②有某种公示方法，特别是存在一定的公示手段，且为地方周知时（如入会权），则物权法定原则即失其适用的合理性。此时，习惯法产生的物权不应受此拘束，而应予承认。^[51]法国最高法院晚近以来的判例认为，基于物权法定而创设的某些新型的权利可以具有物权的性质和效力，其中尤其是基于役权、所有权或者用益权而创设的新的权利（如狩猎权、相邻不动产的标界），可能会具有物权的性质和效力。^[52]日本判例也对水利权、温泉权和让与担保权予以认可^[53]，唯需特别注意的是，判例个别有限地将具有物权效力的权利作为物权性权利对待，与《日本民法典》第175条的物权法定主义并无抵触，判例对这种予以承认的权利使用的是“物权性权利”，而非“物权”^[54]，这值得注意。该说以目的解释的方法来诠释物权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较前两说为优。

（四）物权法定缓和说

该说支持者有大陆学者陈华彬、梁慧星等。该说主张的理由与上述第三种学说相同，认为新生的物权，若不违反物权法定的立法意旨，又有一定的公示方法时，应就物权法定从宽解释，解为非新种类的物权，而仅为物权内容得以变更之界限问题。^[55]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事相关规定（原文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并未确立最高限额抵押权，实务上则对抵押权之从属性做从宽解释，而承认其仍为物权法上的抵押权。^[56]可见，如果新出现的物权或者待确认的物权能够如此解释固然最好，但并非均能如最高限额抵押权这样做扩张解释，日本民法上的水利权、温泉权、让与担保权恐怕很难通过这种解释解决。因此，物权法定缓和说也并非最佳的学说。

本书认为，在解释论的立场上，①在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解决时，优先采用解释的方法，即采物权法定缓和说；②在无法通过解释的路径予以说明时，则采目的性限缩的方法，限制物权法定的适用范围，以弥补物权法定立法之时便隐藏的法律漏洞。在立法论的立场上，则以尽速修法为宜，或者在立法时留下解释的空间。我国《物权法》未规定典权、让与担保等权利形式，原有的关于典权的司法解释也失去效力，严格按照物权法定原则，这些权利将无法享受物权待遇，因此，在现行法下，如何妥善解决该类问题，尚需深思；将来的物权法修订应当对此留有发展的空间，须知，“任何国家的物权法都不可能是物权体系的终结”^[57]，保持适度的灵活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可能的做法之一便是在立法上明确，物权法定之“法”包括习惯法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