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菲舍尔(Irving Fisher)于1911年提出货币供应恒等式：

MY=PQ

其中：M是国家货币供应总量；Y是每个美元每年周转的次数(货币周转率)；P是一年内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Q是一年内各种资产、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又称为“T”——交易次数)。恒等式左边货币总量乘以货币周转率，等于恒等式右边的平均价格乘以商品服务量。

如果把货币周转率(Y)和价格水平(P)确定为常量，即

P/Y=a

那么，上述等式可以改写为：

M=aQ

其中a是常量，Q是自变量，M是应变量。因此，货币供应量应该是随着资产量、商品量和服务量的变化而变化。当我们把货币供应量分为存量货币M和增量货币d M，那增量货币d M的供应也必须随着增量商品和服务d Q的变化和需要而定。

赢利货币Ⅰ和赢利货币Ⅱ主要用于供给要素的组合，用于商品和服务的产出，同时还要获取销售进项，支付供给要素报酬。这使得货币投入与商品服务的供给的增长能够同步形成，而且还产生了循环运转的流动。所以在本章第一节中，我们特别说明：增量货币供应的最好入口是赢利货币Ⅰ和赢利货币Ⅱ。这也与菲舍尔的货币供应恒等式中，所揭示的货币变动与商品和服务变动关系的原理相一致。

传统货币理论侧重于货币持有人利益上和心理上的分析。生态货币理论却侧重于对经济体的构成、组织功能和运行机制的分析，侧重于对经济活动规律和特征的分析，注重于满足社会对执行各种职能的货币和以各种形态运行中的货币的实际需求。

凯恩斯非常重视利率的作用，认为利率是传导机制的中心环节，货币量变动后首先引起的是利率的变动，货币供需和总体经济的均衡是通过利率的变化来调节的。我们知道，利率事实上也是一种金融杠杆，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工具。

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比较重视从人们对货币需要的角度，来分析货币的需求量，例如从人们的经济收入，拥有的财富、持有的债券和股票，以及他们的预期收益率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等方面进行分析。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他认为：从平均统计数据观察，人们经常自愿在身边贮存的货币数量，与为数不多的几个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并且可以借助统计方法估算的函数关系。在货币供应方面，弗里德曼主张“单一规则”，就是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他认为，这不仅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最佳选择，也应该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基本规则。

生态货币理论主张从经济的整体架构、组织构成、系统功能、角色功能和运行机制上把握货币的供需关系和运行方式。

生态货币理论认为，货币需求在宏观上是一种来自经济活动的实际需要。它与创新活动的浪潮和经济扩张的趋势密切相关。货币供应必须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整个经济体及其经济体的各组成部分对货币产生的实际需要。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整体经济和经济体各组成部分，对货币的需求不会是“稳定”的，因而货币供应也不会稳定，需要经常地去调整货币供应量，与整体经济平衡过程中的各个市场和各种领域的货币真实需求相符合。例如：投资交易市场也与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动相关联，通过资本收益机制和其他要素收入机制的运行，投资交易市场也需要适当的增量货币供应，来满足其成长的需求，反之亦然。在整体经济较快地发展过程中，必要的消费融资也会具有一定的客观需要，反之亦然。当创新浪潮来临，经济扩张加快，货币需求和供应量就要增加；而创新浪潮过去，经济活动放缓，货币需求和供应也要相对放缓。此外，货币执行不同的职能，具有不同的形态和流通过程，作用方式也不尽相同，因而对各种货币数量的需要也不相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使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指望市场能够自行调节，维持稳定的时代，已经终结了，必须采取更为精准的货币政策。(www.daowen.com)

当然，考虑到时滞因素，货币供应一定要稳健，要根据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来制定货币政策。因此，货币需求与供应的均衡关系，可以通过下述函数关系等式来表达：

公式22-1是生态货币供应函数，其中：M是均衡货币供应量；YⅠ是赢利货币Ⅰ供应量；YⅡ是赢利货币Ⅱ供应量；YⅢ是赢利货币Ⅲ供应量；YⅣ是赢利货币Ⅳ供应量；ME是交换货币供应量。YⅠ、YⅡ、YⅢ、YⅣ，以及ME，既是自变量也是应变量。它们还受各自领域中的其他因素和各种相关因素的影响。

这个函数的特点是把不同形态和不同流向的货币区分开，单独研究各自的流向与运行、交换频率和交换速度、以及如何转换、转换后的走向等。例如，作为工商企业的投资与贷款的流向和速度，就与证券交易市场不一样，与居民消费行为也不一样。函数中的五个自变量，都有各自独特的循环路线和运行方式。

如果从动态角度运用该公式，把公式22-1中的自变量和应变量改为增量(减量)，便形成一个增(减)量货币供应函数：

公式22-2，是增量货币供应函数，其中：d M是增(减)量均衡货币供应量；d YⅠ是增(减)量赢利货币Ⅰ供应量；d YⅡ是增(减)量赢利货币Ⅱ供应量；d YⅢ是增(减)量赢利货币Ⅲ供应量；d YⅣ是增(减)量赢利货币Ⅳ供应量；d ME是增(减)量交换货币供应量。d YⅠ、d YⅡ、d YⅢ和d YⅣ，既是自变量也是应变量。它们还受各自领域中的其他因素和各种相关因素的影响。

增量货币供应函数，会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货币发行工作，提供基础性的分析研究帮助。可以更为精确地了解央行的“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通过何种方式进入货币流通领域?它们的作用方式与特点，需要多长时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收入和物价?各种形态的货币，以及它们的转换方式与特点等。例如，中国政府于2011年严格控制消费融资，把房地产贷款收紧；之后又稍许放开资本要素，放宽对微型和小型企业的贷款，促进民营企业的投资。这种区隔式的货币政策运用，比较符合生态货币倡导的“精确制导”理论。当然对整体货币供应量还要控制住，否则通货膨胀还要反弹。

增量货币供应主要与赢利货币相关，而四种赢利货币对经济的作用方式又各不相同。概括地讲，赢利货币Ⅰ和赢利货币Ⅱ主要是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证券等投资产品的供给；赢利货币Ⅲ和赢利货币Ⅳ主要是增加需求方面的支付能力，直接拉抬需求。增加供给会增加竞争，而降低物价会使得一部分竞争者被淘汰，一些投资人或项目会失败，该富裕人群的钱将受到损失。随着生态经济的发展，工业生产逐步向接订单和按需定制方向过渡，增加供给带来的损失和危害则会越来越低。但是，增加需求则不然，赢利货币Ⅲ的增加，会导致证券和房地产等投资交易市场的产品价格上涨。投资市场的特点是价格越涨，老百姓越买，很容易形成泡沫，最终受损失的主要是中等收入人群。赢利货币Ⅳ的增加，会拉抬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产品需求和价格，容易形成另类的泡沫，诸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消费融资引发的泡沫和泡沫的破灭，会带来大批破产者，受损失的主要是较低收入的人群。所以说，有区别的货币供应政策和调控方式，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各国的货币管理当局对此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主政者对不同货币供应政策的区别性后果也要了解。

美国经济学家费舍尔100年前提出的货币供应恒等式，是以交换货币为主要对象。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对利率作用的研究，则说明了赢利机制对货币发行与流通的直接影响。弗里德曼研究时滞因素，主张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他们均是从整体上研究单一形态的货币，并说明货币的需求和供应规律。在信息计算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从不同货币形态的较为精细的机理研究入手，实行精确制导调控，将会更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衡”。

治理一个社会，主要是治理处于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社会人”，而不是单纯治理处于生物状态的“自然人”。换句话说，社会治理方式是要明确角色分工和角色关系，通过协调与管理角色中和角色间各种“社会人”，来达到治理的目的。同样的道理，对货币供应的管理，也不应该仅仅是对“单一形态货币”的管理，而应该是对处于不同社会状态中的“角色货币”实行管理。要区分，处理和协调好交换介质货币、资本要素货币、投资交易货币、消费融资货币等，这样才有可能对货币发行与运行，实施精确的社会生态化的管理。

生态货币理论把赢利货币学说和生态价值学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对客观均衡条件下各种形态货币需求与供给的分析。这与当前实行的银行货币体系和货币供应测算方法相辅相成。无论是基础货币(高能货币)的供应方式，存款货币供应的协调与控制，还是非银行经济部门的货币流转，以及对“货币乘数”(Money Multiplier)的测算，均可参考生态货币理论的研究成果，而有所创新和发展。

赢利货币与交换货币的关系，赢利货币占总流通中货币的比例，赢利货币之间的关系和比例，以及不同的赢利货币的运行速度和运行节奏，赢利货币与国民经济的总量均衡以及结构均衡之间的关系，都具有很大的理论研究价值，其成果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赢利货币在经济生态体中执行资源配置职能，发挥着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了解赢利货币在经济体中的运行机理，把握住赢利货币运行原则，就可以成功地利用这一特殊的资源配置介质，促进经济健康成长，维持生态体的运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