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漫长的狩猎采集生活和原始部落形态之后，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文明时期及与之相适应的“礼治”社会，又经历了工业文明时期及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社会，现在正步入生态文明时期及与之相适应的“机治”社会。

1.礼治社会

在有史可查，上溯五千年历史中，人类主要从事农业上的耕作、种植、养殖、捕鱼和放牧等生产活动，以及从事其他与生产和生活相关的建筑、手工业、艺术和文化活动。期间社会治理组织逐渐发达起来，形成了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礼治社会”。

礼治社会是以统治者的意志和所主张的意识形态为主导，以人身依附和权力依附为基本特征，通过思想控制、组织控制和行为控制的方式，实现统治或管制的一种社会治理和运行形态。

礼治社会呈现出一个由上至下，多层次权力控制的金字塔形状。居于金字塔顶端，统治整个社会的往往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这个人可以称之为“天子”“法老”“皇帝”“国王”“大汗”“苏丹”，或者称之为“元首”“委员长”“主席”“首相”等等。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往往主导着整个社会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体制的运行。

礼治社会有赖于精神崇拜、思想信仰、理念信奉，以及其他礼治的授权来源，包括迷信、神权、崇拜、敬畏、恐惧、传统、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等等。如果把礼治社会比作一个渔网，那么将精神与思想制导的这个“纲”(渔网的纲绳)举起来，严密的组织系统和行为管理控制的“目”(渔网的各个网线连接点和网孔)，才好一并举起或张开，正所谓“纲举目张”。只有“名正”，才能“言顺”。有了统一的思想，才便于统一地指挥，然后，才可以真正做到统一的行动。古今中外，凡是能够稳定运行的礼治社会，概莫如此。

“礼”最初就是祭祀天地、祖先和上帝，以示敬意的仪式。古人认为只有履行这样的仪式，才能得到神明的赐福和保佑。所以，“礼”一开始就和神权、族权紧密联系，并含有行为规范的意义。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在中国的西周时期，“礼”发展成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礼制。“宗法”即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把宗法制度和国家行政组织直接结合起来，任命和分封自己的亲属担任各级官吏，并世袭下去，形成了以“小宗”服从“大宗”的宗法等级制，从而利用族权来巩固政权。“周礼”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行政、司法、宗教、祭祀、婚姻、家庭、伦理和道德等各个方面，内容非常庞杂。《礼记·曲礼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1]总之，所有一切都必须以礼为准绳。“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2]是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礼所赋予各级贵族的世袭特权。平民和奴隶必须承担礼所加给的各种义务。在贵族内部也因等级不同而待遇各异。

西周的礼治社会，等级非常森严。这就是后来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以西周社会为典型，所概括的“为国以礼”的礼治。

自孔子之后，中国的礼治从“神权”过渡到“君权”。国家统治者以“忠、孝”思想立国，要求人臣和子民完全效忠国君，同时还要求子女尊从父亲，妻子尊从丈夫，把社会关系归纳为“三纲”和“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并逐步将之经典化，终于成为指导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礼教。“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3]礼作为四维之首，关系着国家命运。礼已成为整个封建法制的基本特征。

历史上，礼治社会在欧洲、非洲和亚洲地区，无论以统一帝国或城邦领地的形式，或是以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的形式，还是采取思想主义专政国家的体制，尽管形态万千，但其社会治理的主导方式和基本特征仍然趋于一致。前苏联于1918年至1990年期间，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过程中，曾经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和计划经济体制，也是一种“礼治社会”形态。当前世界一些地区，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礼治社会形态的国家，或半礼治社会形态的国家。

礼治社会主要依靠武装力量来维系国家政权。可是，单纯的军事独裁统治，却不会形成礼治社会。军事独裁只是特例，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类社会形态，正所谓：马上可以夺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即依靠军事力量可以夺取天下，但不能依靠军事力量去治理天下。

中国曾经实行过的计划经济体制，包括人民公社经济体制，也不外是一种特定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变中的，具有理想特征的“礼治社会”。中国目前正处于从“礼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过渡过程中，实行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礼治社会有赖当政者的贤明。在勤政爱民执政者的努力下，社会可以保持较长时期的太平繁荣。但是，礼治社会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人员的流动，降低社会进步频率；礼治社会决策权力集中，对市场反应慢，资源配置效率低；礼治社会所特有的权势依附，助长了贪污腐败和糜烂之风，容易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造成政权不正常和无规则的更替。随着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礼治社会终归要让位于法治社会。

2.法治社会

17世纪中叶，英国工场手工业日趋兴盛，工业产业资本逐渐代替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英国成为当时整个世界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随着蒸汽机的发明，英国引领的工业革命迅速扩展到其他国家，工业工厂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人类社会从此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同时，整个社会的治理形态，也由“礼治社会”逐步地过渡到“法治社会”。(www.daowen.com)

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相伴相生。新兴资产阶级以自由人的身份经营工厂(工场)，当然希望能聘用到摆脱人身依附的自由劳工，能在市场上自由地交易商品，进行公平的竞争。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等级制度也提出挑战，提出“天授人权”的政治理念，要求以平等身份分享政治权利。所以，法治社会的形成，得益于现实中存在的某种权力平衡，得益于统治者无力集中起绝对的权力，以及因此而出现的多元的权力结构。

“法治社会”是以社会主体成员公认的基本法律原则和程序为主导，以公民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力平等为特征，通过自主行为、互惠有偿和违法惩处的方式，实现管理与控制的一种社会治理和运行形态。

在礼制社会中，法律制度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和主张。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来自多数人民的联合意志，是主体公共意志的表现。宪法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力，也规定了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方式，把政府职权、民主选举和政治运作都纳入法律轨道，防止权力滥用。法治的基本原则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都必须受法律的节制，执政党也不例外。在法治社会中，政权的轮换与更替，一般均采取民主政治抉择办法，通过程序化和制度化的方式予以完成。

法治社会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包括工作、迁徙、居住、结婚、生育、言论、集会、游行、结社等方面的自由；也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力，包括私有财产所有权和处置权、受教育的权利、投资权和受益权，以及各种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

在法治社会中，家族和宗法等级关系淡漠了，人和人之间平等相待，互惠有偿，权利和义务对等。每个成年人作为独立法律行为主体，均对个人行为结果承担责任，违法要受到法律惩罚和处置。法律必须为所有的个人提供同等的保护，而不是只保护社会中的某个团体。

法治社会源自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法治又为市场提供了政治和法律的保护，进一步哺育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保障公民的自由参与权，保护市场上合法交易者之间的自由交易权和财产所有权，提供了交易活动的准则和交易纠纷的解决机制，并且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政治和商业环境，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社会将决策权分散，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法治社会使人们摆脱了人身依附和权势依附，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生存竞争，有利于激发人的内在潜力，使人更具进取心和创造力，使整个社会呈现出较大的活力。所以，实行法治的国家，比实行礼治或半礼治的国家，具有更强大的社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

但是，法治社会也有自身的缺陷，法治一般只保证公民基本权力的平等，不能保证竞争地位的平等。由于人们能力不一样，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不一样，加之竞争结果的差异，很容易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引发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相比较礼治社会充分的组织控制和行为控制，法治社会只注重对行为结果进行事后控制的方式，也容易造成社会和经济运行中的上下大波动，形成监狱人满为患，经济衰退和危机并存的局面，就像美国当今的情形一样。另外，法治社会均与民主选举制度相结合，为了当选，政治家就要取悦选民，左右逢源，造成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以美国选举政治为例，减税政策可获得富人、中产阶级、企业家和部分自由职业者的拥护；而增加财政支出的政策，又能获得政府雇员、教师、工会组织和成员、低收入阶层和少数族裔的支持。如此一来，政府收入减少，开支却无法削减，甚至要增加，国家债务因此大幅攀升。所以，民主选举政治和单纯的社会福利政策，造成当今美国的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欧洲各个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并伴之不断地游行示威和街头暴力。这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式的经济运行结果，也是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的不良作用结果。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环保技术和资源再生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已经开始在法治社会的母体中孕育，有待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3.机治社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数字通信和信息传导技术不仅普及到工业、农业、交通、物流、金融、商业服务等经济领域，而且还渗透到文化艺术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物技术也在不停顿地开发和拓展，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掀起一轮新技术潮流，带动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环境保护技术和资源再生技术的进步，已经分别带动了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紧密连接在一起。人类社会已经开始从后工业时代，步入了全新的生态文明时期。生态文明将催生一个全新社会形态——机治社会。

“机治社会”(Law of Organicist)是以自然规律和社会运行规律为主导，以平等竞争和自由竞争为特征，通过激励引导、有序竞争和整体协衡的方式，实现治理的一种社会运行形态。

如果说，礼治社会主要是依靠武装力量做后盾，帮助统治者占据统治地位，并且采用自身的意志和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去主导和控制整个社会；而法治社会主要是依靠公民契约和公众选票来获得统治地位，并用效忠宪法，维护公民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方式，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实现社会治理；那么，“机治社会”则主要依据能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发展需要的要件，来选择社会领导人，领导人要保证并维护公民竞争地位的平等和竞争选择的自由，在此基础上推行施政办法，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整体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礼治、法治和机治，这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与三种文明相契合，是人类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必然选择。每个社会形态需要具备必要的和与之相适应的物质与文化条件，每个社会形态又是对前一个社会形态的进步和补充。

随着人类开始迈入生态文明时期，对一个新社会形态的期待与研究也将开始。如何认知“自然规律和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如何保障“公民的平等竞争和自由竞争”?如何理解“激励引导、有序竞争和整体协衡”?这不仅仅是理论研究课题，也是当今社会实践已经提出来，需要马上实行的变革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