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企业作为生物体，适用于需要法则。为了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生物体具有内在的冲动，尽可能地占有生态资源，占有财富，不停地扩大和发展。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贪婪本性”。事实上“贪婪”源自于生物体本性。在自然界中，生物都是具有扩大繁殖的倾向，但出于生态体内平衡的要求，这种扩充行为受到抑制。

中国历史上，因豪强为聚敛财富而去巧取豪夺，百姓受欺压被迫流离失所，由此引发社会动乱，最终改朝换代的例子不胜枚举。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直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豪强坐大后会危害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进而危害社会。豪强一般均与官吏勾结在一起，可谓黑白两道通吃。中国历代主政者均在不同程度上采取抑制豪强政策，反对土地过度集中。美国历史上，联邦调查局的打黑行动和联邦立法司法机构的反垄断行动，旨在保护市场和社会竞争机制通畅运行，给每个公民提供了均等的竞争机会。

中国要借鉴历史经验和国外的经验，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不能贸然采取土地兼并政策。农业生产在效率，不在规模。特别在信息化和生物技术快速发展的今日社会中，西方的农场规模化经济将可能发生变化。中国不必照搬西方的模式。

竞争造成优胜劣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但作为控制“生态体”运行的政府，则应该维持“生态体”秩序，一方面抑制垄断的过度发展，保护平等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又要救助被竞争淘汰下来的失业人员，保护弱势群体，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获得竞争能力，给他们提供新的竞争机会，例如免费培训和免费学习等。(www.daowen.com)

抑制豪强不等于劫富济贫。对取得合法合理收入的富人不但不能抑制，还要保护。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个人收入曾经达到了每挣一美元就要交0.90美元以上“累进税”的状况，在此制度下富人没有工作和奋斗的动力。里根总统认为，历史上当每一个国家兴旺时，虽然税率低，但税收总额大；而国家接近灭亡时，税率非常高，税收总额却很低。中国历史上也有“苛政猛于虎”的故事，不应该把富人吓走。可以设计出一个更合理的机制，例如：允许富人把收入和财产在免税的情况下，放入一个自主管理的社会公益基金中，用于办学，使贫困家庭的子女能够改变命运，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用于奖励，使学者们、新技术发明者们获得研究经费和工作动力。作为基金所有人和管理人的捐献者可以指定继承人和管理人，允许他们的子孙后代，作为管理人而获得工资报酬。当然，富人子孙支取工资还得照常纳税。这种办法可以让富人们根留本国，惠及子孙和国人，同时也可以让他们不必把资金全放到企业的扩张上去，给其他中小企业多留一些机会，维持市场公平竞争的机制。

破除行业和区域垄断，保护中小企业，帮助弱者，扶持新生事物，建立起在平等基础上的公平竞争机制，应该是执政者的一项主要的政策，也应该是一项长期的政策。维护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与保障。